馮振豪：馬來西亞的民粹主義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0/05/10/339877
政治學者威爾瑪‧穆勒（Jan-Werner Muller）在《解構民粹主義》（WHAT IS POPULISM？）中總結反多元主義、反菁英、排他性、批判被執政菁英腐蝕的體制為民粹政治的特徵，乍看跟馬來西亞氛圍不相符，不管是種族或宗教本位的政黨，如巫統和伊黨都未曾公開否認過大馬是多元主義國家。
“多元”與“人民”表述
確實，多元是各主流政黨均接受的現實，但大馬卻陷進“多元各表”之中。例如，巫統“馬來人至上”與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相對立的意識形態，惟前者想像的大馬是土著居優下的多元社會，後者提倡的是族群平權的國度，儘管雙方經常譴責對方是極端主義，但卻未公然挑戰大馬多元的現實。因此，政黨藉多元外衣否決對方意識形態，實踐單元議程，建構唯我的多元主義，而這排他操作顯然等同反多元主義的體現。
另一個特質是“人民”的綁架。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間，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美國人，自然地票投特朗普的也必然是真正美國人，故“我代表人民”是民粹政治的展現。
回顧大馬政壇，“rakyat”（人民）何曾不是朝野政客的口頭禪？希盟509競選期間，將國陣比為盜賊統治，凡真正的大馬選民須票投希盟以否決納吉政權。又如希盟當朝期間，巫伊在馬來社會型塑“行動黨劫持”，行動黨破壞體制和撕裂族群，火箭人乃真正的國家敵人，因此為救國寧可不擇手段。不論希盟或巫伊，使用相同手段，即己方是強大正義的民意代表，彼方則是弱小邪惡的全民公敵。
民粹主義中的去菁英化也顯現於我國政壇，納吉成功通過社交平台鹹魚翻身便是鐵證，不管是面子書內容還是生活實況，納吉早已告別前首相的高帽，而是幽默風趣且去政治化的“Bossku”。反看哈迪、敦馬、安華卻相形遜色。不得不說納吉成功建構專屬的框架，想尋樂的網民在接觸訊息時自然瞄向納吉，然後納吉藉由娛樂性框架施以政治化的曝露，如此進一步為激化馬來社會的民粹意識鑿開洞口。
在我國，民粹主義也植入族群、宗教和地域的差異性，其中，民興黨的“沙巴漢的沙巴”和砂盟的“砂人的砂拉越”，以及近年掀起的柔佛民族均為地方主義的民粹面，惟主流的本土意識仍未過度觸動分裂國家的本位。
本土意識與宗教動員
以沙巴民興黨為例，黨魁沙菲宜阿達及其追隨者於2018年大選前不斷散播本土意識，建構“先沙巴，後大馬”的論述。而且該黨在解套西馬時，將沙巴的貧困落後歸咎於“馬來半島”的巫統及其本土代言人，因此，有尊嚴的沙巴人須把票投給有尊嚴的民興黨，但是大家看到的是民興黨一方面也與希盟結為策略夥伴，是故其強烈的沙巴人意識卻也帶有“參與大馬”的意涵。
至於宗教領域，可追溯回丹絨比艾補選間伊黨為馬華助陣時的說辭，該黨曾向馬來社群示意，馬華是已馴服異端（kafir zimmi），因此，穆斯林需諸如馬華和國大黨的使者引領非穆斯林，所以為了穆斯林大團結就必須支持馬華。在這當中，伊黨嘗試用伊斯蘭典故說服馬來選民票投黃日昇，此番宗教式民粹動員可謂熬費苦心。
一直以來，國內討論收容羅興亞難民都會帶入宗教層面的爭論。4月尾時大馬以疫情之名拒收計200人的難民船，在國際遭到人道譴責，在國內卻一反常態，輿論普遍認同政府的做法，外加一些在地難民的不當言論（如索取公民權）引燃一波廣泛且激烈的仇外情緒。值得一提的是，大馬“全民”的轉態意外達成一致的共識，實屬少見，諷刺的是，這共識是建構在排他的基礎上。
馬來西亞儘管算不上健康的民主體制，卻患上了當代民主國家的民粹通病，並且發展出族群、宗教和地域差異的專屬模式，更堪憂的是，巫統和伊黨曾為選票而右傾炒作，反而壯大極右的伊斯蘭組織和馬來主義政黨如土權黨。對於解除之道，顯然馬來西亞必須透過自己的方式解決：從對話建立共識，從文化上逐步會通，再過度到政治上尋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