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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造就中國崛起，卻害美國淪為輸家！後全球化時代：一場瘟疫，將如何改變這個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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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的2次全球化
人類歷史上經歷過兩次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從187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
二波全球化從1970年迄今，期間全球化不斷擴張，直到2018年美中貿易戰才開始緩和，今
年武漢肺炎的流行更使得全球化幾乎停擺，這將會是形塑世界未來30年政經局勢最重要的
事件，也會對產業發展造成莫大的影響。
全球化對不同人有不同的意義，例如杭廷頓曾強調全球化形成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衝突
。但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定義在於商品、服務、資本與人員無障礙的跨國移動，這也是為何
第一波全球化如此驚人的原因，無論是國際貿易或是外人直接投資佔各國GDP比重，均達
到史無前例的水準，許多國家要到二十一世紀初才趕上第一波全球化的水準。卡麥隆執導
的電影《鐵達尼號》發生於1912年，正是第一波全球化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自信心的象徵
。
推動這兩波全球化背後的因素十分雷同，包括運輸與通訊技術的革命、各國貿易政策的改
變、國際條約的推動等，結果使得關稅大幅下降、跨國貿易比重上升、國際資本流動急增
、移民與跨國旅行也越來越普遍。
2波全球化浪潮，存在著根本差異
儘管如此，在相似的表面下，這兩波全球化卻存在根本的差異，這差異對於理解本次疫情
的影響十分關鍵：第一波全球化促使歐美與日本高度工業化，而第二波全球化卻是歐美逐
漸去工業化的過程。
具體而言，第一波全球化雖然帶來南北貿易的增加，但是北方卻快速工業化，而南方則是
停在原地或甚至去工業化。
如果以英國1900年的工業化程度為100，已開發國家的工業化指數平均從1860年的16增加
到1913年的55。例如同時期法國從20增加到59，而美國更是驚人地從21到126，超越英國
而正式宣告二十世紀世界新強權的誕生。
相較之下，同期中國從4減少到3，印度則從3減少到2。這使得北方諸國的經濟實力快速超
越南方各國，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加大。
但是第二波全球化則帶來完全相反的景象。歐美各國經歷數十年的高度工業化之後，開始
去工業化而轉向服務業發展，因此透過外包、離岸生產等方式，將工業活動移轉到南方諸
國，因此南方開始快速工業化。
一開始歐美各國之間的差距彼此縮小，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加財富，接下來台灣與南韓
等新興工業國家興起，迅速縮小與歐美的差距，接下來則是中國與印度等大國也崛起，使
得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縮小，但是非洲、南美洲與亞洲某些國家，卻未能在這波全球化中
迎頭趕上，反而使得貧富差距擴大。
整體而言，第二波全球化使得南北國家的貧富差距減少，但是已開發國家之內的貧富差距
卻進而擴大。
金融與科技發展，加速產業全球化的腳步
當然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擴大，並不能全部歸咎於全球化，技術因素——特別是資訊科
技——或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化與科技的發展彼此增強，進而擴大其效果，無
論是在生產或分配財富，都是如此。
結果是國際分工體系被迅速建立起來並不斷深化，將先進國的技術、行銷與新興國家的原
材料、生產整合起來，這已經超越過去外包供應鏈的範疇，而是形成彼此交錯的全球價值
鏈。
全球價值鏈的廣度、深度與網絡日益複雜，這點只要檢視汽車價值鏈的跨國分佈就一清二
楚，結果是過去高度垂直整合的大廠在材料、研究、開發、零組件、模組、生產、品牌、
行銷與服務各價值活動都變為全球佈局，垂直整合逐漸為專業化與細分化的生產網絡所取
代，所有權與控制權也隨之分散。
隨著核心競爭力理論的流行，企業開始對所有的價值活動加以分析，專注於核心競爭優勢
，而將非核心業務外包，拜資訊科技興起之所賜，外包與離岸生產的溝通與協調成本大幅
降低，跨國企業變得越來越資本密集，而將勞力密集的活動以外包或離岸生產的方式交由
開發中國家負責。
與此同時，金融產業也強化了全球分工與歐美國家的去工業化，例如美國創投業基金多以
十年為期，五年之後就了到後期，基金開始籌劃將投資的新創事業出售或上市等回收策略
（exit strategy），因此大多不鼓勵新創事業的「長期投資、長期獲利」模式，而主張
新創事業應該專注於核心競爭優勢，檢視價值鏈上的各種活動，將需要大量資產投資的生
產活動外包到其他國家，以「輕資產」的方式提高財務指標的短期獲利率，以便縮短回收
期間與提高回收報酬率。
全球化造就中國崛起，卻讓美國淪為輸家
造成的結果是，我們固然見到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的快速增加，但也同時產生歐美國
家的去工業化與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使得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距縮小，
但是在已開發國家內部，資本密集的活動產生對知識技能的要求，未能掌握先進技術優勢
或者缺乏資本從全球化獲益者，成為全球化的輸家，實質工資停滯而失業率增加，國內貧
富差距因而擴大，也影響了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這種模式在1980年代起開始流行，其
效果在本世紀尤為明顯。
以美國為例，從1980年到2000年之間，雖然經濟產值高成長，但是美國製造業共減少了
200萬個工作，從2000年到2017年，更減少了550萬個工作，製造業雇用人數的萎縮與美國
經濟擴張的背離，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中國崛起。儘管美中貿易令美國消費者得以享受物美價廉的產品，但
是也對美國產業與工人產生衝擊。研究發現，受到中國貿易直接影響的城市，不僅製造業
工作機會流失、失業率增加，而且平均每人每年收入減少549美元，而收到聯邦相關補助
僅58美元。
全球化衝擊美國的政治與社會，促使川普發動美中貿易戰
這對美國的政治與社會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政治上，鐵鏽區居民對於全球化與經濟的不滿
，使得他們成為川普競選時的忠實支持者，加速政治兩極化的趨勢，最終造成川普的上台
，對中國發動貿易戰。
社會上，普林斯敦大學的Anne Case和諾貝爾獎得主Angus Deaton發現，美國沒有大學學
歷的中年白人，竟然打破過去百年來因醫療進步而死亡率下降的趨勢，本世紀的死亡率竟
然逆勢增加，而造成這種趨勢的前三名原因是自殺、酗酒與吸毒。這些因教育程度不足的
全球化輸家，大多數都經歷過失業、難以結婚或離婚、生理或心理健康惡化等問題，為美
國過去數十年所未見。
在這種情形下，由美中貿易戰發端、武漢肺炎集大成的美中冷戰趨勢，不僅不會隨著疫情
減緩或結束而緩和，也不僅僅是如許多人所預測的，將改變跨國企業的全球佈局，例如因
為分散風險而將製造基地由中國向東南亞或其他國家擴散，而是美國將更根本的改變生產
與分工模式，或者更令人意外的猜想是，即使川普連任，他也將繼續推動由歐巴馬所濫觴
的製造業復興運動，而且無論疫情結束後的總統是誰，美國將持續進行生產模式的改造。
從歐巴馬到川普都力挺，「美國製造」重新回歸
雖然歐巴馬任期間，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持續下滑，無大學學歷者失業率上升、收入下
滑，但是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歐巴馬是最早推動美國先進製造改革的總統，雖然他的改
革並未成功，但是美國對於先進製造與創新政策的改革，必將持續下去，特別是在美中脫
鉤的大勢下。
歐巴馬身為在全球金融風暴中上任美國總統，當時美國失業率高達10%，並且面對節節高
升的對中國貿易逆差，歐巴馬專注於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以應付金融風暴的衝擊，對於貿
易與製造無暇顧及。
等到2011年，金融風暴趨緩，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Sridhar Kota發表報告呼籲對製造
業採行強力政策，隨即遭到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的Richard Levin和國家經濟顧問委
員會的Lawrence Summers的反對，兩人分別是耶魯與哈佛大學校長，同時是知名經濟學者
，Kota則是前密西根大學機械系教授，經濟學者素來對產業政策並無好感，他們的反對反
映出經濟學者與工程師之間的分歧。儘管如此，歐巴馬依舊在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的建議
下，提出先進製造計畫，以維持美國在全球製造業的領先地位。
該計劃建議美國仿照德國Fraunhofer Institute成立先進製造研究所，連結國家創新網絡
、大學與國家研究室、社區學院、高科技新創事業與大型製造企業，以共享設備與基礎設
施的方式，促進中小製造企業開發出提高生產率的方式，加速產品原型開發、測試與生產
新產品，並投資於特定產業。
這種產業、大學、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網絡合作的形式，對於德國、
日本、台灣與南韓並不陌生，但是對於素來反對針對特定產業制訂產業政策的美國而言，
則是相當新穎的經驗。
這種轉變其實也意味著美國創新政策的改變。傳統上對於美國創新政策的理解在於「推」
與「拉」兩種不同的方式。
第一種是由美國聯邦政府與國家研究室補助與支持基礎科學研究，一旦技術有所突破，則
將之逐漸推進到中游的大企業研發改良，發展出新產品，再擴散到中小企業合作生產。
第二種則是由需求拉動。私有企業發掘市場創新的機會，藉由技術發展與經營模式的創新
，而實現機會，並且在過程中結合金融機構、研究機構與不同規模的企業相互合作，進而
推出新產品滿足市場需求。
問題在於這兩種方式各有其限制，因此以先進製造模式為基礎的創新，強調改進所有創新
工作的路徑，方法和組織，仔細檢查每一部門的創新環境並加以改造。為了達成新的創新
模式的要求，需要在金融市場、人才培訓、教育機構與不同產官學研的協同合作。
雖然下屆美國總統未必會完全採用歐巴馬的先進製造計畫，但是其精神終將再復活，美國
的產業政策將被迫改變。
原因在於，美中價值鏈脫鉤，不能僅是將生產基地由中國移到東南亞或其他國家，因為美
國在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諸如製造業就業萎縮或是全球化輸家的全面失敗等問題，會隨著
武漢肺炎的衝擊，而進一步惡化。
瘟疫過後，「後全球化」時代來臨
美國最新公布失業救濟金領取人數，達到的665萬人的歷史新高，遠遠超過1982年10月的
69.5萬人的先前紀錄，而且數字還在增加中。聖路易聯邦銀行總裁 James Bullard甚至估
計美國第二季失業率將達30%，不僅遠高於2008年金融風暴的10%，甚至超過1929年大蕭條
的23%，將對已經兩極化的政治產生衝擊，更可能造成社會動盪，美國因此採用史無前例
的超大型紓困計畫。
武漢肺炎與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對於經濟衝擊的最大的差別在於，雖然金融風暴始自次貸
危機，但是最終發生問題的是大型銀行或大型企業；而武漢肺炎的影響則是全面性的，資
金有限的中小企業受害尤深。
美國有99%的企業屬於中小企業，創造了64%的新工作，雇用了將近半數的私營部門人數，
武漢肺炎對於中小企業的全面重創，留給美國政府的選擇不多，除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
之外，產業政策與創新政策必然會被端上檯面，成為疫情過後的政府政策。
而存活的中小企業，將會更依賴創新體系與先進製造的共享設備與基礎設施，美國政府會
設法說服廠商將更多的價值活動帶回美國，以降低失業大軍與經濟衝擊的影響，這不僅是
美國的功課，也會是世界其他國家的作業，第二波全球化的面貌終將改變，瘟疫過後，我
們將面對一個全然不同的後全球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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