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談格雷的《哈耶克論自由》後記
觀察者
https://www.guancha.cn/WenYi2/2019_11_09_524579_s.shtml
文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教授
英國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世界哈耶克思想研究權威，約翰‧格雷在其名著《哈耶克論自
由》中，對哈耶克的思想體系及其哲學淵源進行了體統而深入的闡述與評論。該書1984年
出版時即刻轟動了整個西方思想界，因此於1986年再版。哈耶克本人更是對此書厚愛有加
，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格雷“對自己的思想做了最好的表述，不僅深刻完整地理解了
自己的思想，而且還能在自己停留下來的地方將其向前推進。”（參見哈耶克對《哈耶克
論自由》的推薦語）
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旗手，哈耶克對歐洲古典自由主義傳統進行了重構和推陳出新。哈耶克
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的認識論批判，被歐洲思想界認為是天才地
預言了20世紀末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然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長達十年的市場經濟
改革失敗，賦予格雷這位政治哲學家比哈耶克更多、更豐富的歷史素材來進行哲學思考。
因此格雷1998年在《哈耶克論自由》第二次再版（出第三版）的時候，在書的末尾加入了
一篇“後記”。“後記”根據9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後發生的新的歷史演進事實，
對哈耶克的思想體系和哲學基礎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批評。格雷尤其指明，哈耶克對計畫經
濟的“認識論”批判，根本無法保障那些放棄計畫經濟的國家能夠成功實現符合自己國情
的經濟轉型，無法確保在自由化過程中他們的國家、社會、文化和道德傳統不會解體，無
法告訴它們如何進行實際有效的市場化改革和如何在多種多樣的市場經濟制度之間做出明
智選擇。
鄧小平似乎很早就明白這一點，因此強調在“四個堅持”原則下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摸著石
頭過河，在社會主義框架下從事循序漸進的市場機制改革，從糧食與農副產品的生產和分
配的激勵機制開始，而不是從國企私有化、價格市場化、金融自由化這些黑板經濟學主張
的領域開始，絕不盲從西方經濟學理論。
然而中國國內的一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卻認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的小政府經濟學，教導
說只要按照西方黑板經濟學理論和教科書描述的美國市場經濟模式搞改革，將一切事務（
包括糧食安全、國防、金融、能源、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傳媒、倫理道德）交給市場
力量決定，政府退出一切領域並將一切國家資產和資源私有化，中國就會迅速崛起成為一
個富裕而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其實哈佛大學的薩克斯教授和俄羅斯的蓋特總理何嘗不是自
認為比中國這些經濟學家更加聰明，結果通過休克療法和盲目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
化、去監管化”，把俄羅斯用70多年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體系、金融體系和工業科研體系
徹底給毀了。
中國學者韋森曾經向國內學術界簡單介紹過格雷這篇著名的“後記”（參見韋森，“劍橋
書簡之二：約翰‧格雷對哈耶克社會理論的全面挑戰”，《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3期）
。可惜目前為止國內並沒有這篇著名評論文章的完整中文翻譯版。個別學者認為格雷在其
思想導師哈耶克去世不久後，立馬對他的思想提出這樣尖刻而系統的批評，是很“缺德”
的事情，體現了格雷“人品的低下”。
本人極其不認同這樣的道德審判。首先，作為一個遵循“康德道德規範”的政治哲學家，
格雷根據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失敗的沉痛歷史教訓，對在實踐中碰壁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提
出批評，是完全符合哈耶克自己所極力倡導的康德批判哲學傳統的。
第二，格雷早在《哈耶克論自由》的第一版中，就已經對哈耶克思想體系中很多自相矛盾
的地方提出了質疑（參見《哈耶克論自由》第6章），這些質疑就連哈耶克本人也是認同
的。而“後記”不過是將這些質疑，按照哈耶克所沒有機會觀察到的計畫經濟國家在實施
哈耶克所推崇的放任自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後所遭遇的失敗，進一步系統化和昇華了
而已。
第三，根據新的實踐經驗和歷史事實改變自己原先的理論，無論這個原有理論曾經多麼出
名和成功，是一個學者應該持有的科學治學態度。這樣一種治學態度也非常符合哈耶克本
人最尊敬的兩位同時代哲學家——波普爾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精神和為人之道。波普
爾認為一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可以被證偽的理論。哈耶克的理論恰好被後來東歐社會主義
國家改革失敗的實踐所證偽，因此具有波普爾定義的“科學性”。維特根斯坦在其後期哲
學中敢於嚴厲批判自己的前期哲學，勇於承認錯誤，無論他的前期哲學還有多少崇拜者和
追隨者，恰好體現了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康德式道德觀與治學風格。
儘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沒有遵循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流行經濟學理論的情況下獲得了巨大成
功，儘管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哲學主張已經在很多方面被二十世紀末所有東歐國家的社會實
踐所挑戰和證偽，哈耶克在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仍然有眾多的崇拜者。因此翻譯格雷這篇
“後記”的目的，是希望給中國廣大讀者提供一個發自哈耶克思想體系內部的批判性視角
與吶喊，來幫助啟發和警醒中國學者如何可以在向西方市場經濟學習的同時不至於失去自
己的批判精神；尤其是當國人自己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中國經驗已經全面挑戰了西方流行理
論的時候，如何可以做到在學習西方的時候不必“言必稱希臘”，削足適履地主張讓中國
市場經濟依樣畫葫蘆地成為美國式市場經濟，從而承認市場經濟形態的多樣性和其必然的
文化傳統與地緣政治特性。
哈耶克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消解
約翰‧格雷 著（文一 譯）
哈耶克的思想在後社會主義時代還有什麼價值？它是否如哈耶克所期待的那樣包含對古典
自由主義的一種重建，使其足以應對二十世紀末期以來所發生的對人類政治與智慧的挑戰
？或者說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價值，是否由於他未能敏銳察覺到自由市場體制對傳統社會的
破壞——包括對被古典自由主義視為理所當然的小資產階級社會的破壞——而被一筆勾銷
了？哈耶克把他為自由主義的辯護建立在認識論而不是實踐論的基礎上，這是否為自由主
義政治哲學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或是死路一條？
哈耶克將作為一名社會主義的批評家，而不是自由主義的哲學家被銘記。1984年，當這本
書（即《哈耶克論自由》）的第一版出版時，中央計畫經濟似乎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
仍存在。這種經濟體制或許低效、腐敗、容易帶來巨大環境災難、並只有通過對個人自由
的巨大壓制才能維持，但它當時看起來似乎仍然是不可動搖的。它甚至擁有眾多辯護者，
他們大多數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計畫經濟儘管存在各種缺陷，但它為
社會的大多數人提供了一種公平而安全的保障。無論具備多少合理性——它從來不是很多
——這個論點在今天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因為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經濟已不復存在，而且在
任何可以預見的將來都不會回歸。計畫經濟體制是（或企圖成為）一種封閉經濟體系；而
在全球化時代，這樣一種封閉體制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因此，曾經主導二
十世紀政治歷史的兩種不同經濟制度之間的對抗與競爭已經結束了。
哈耶克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紀的思想家更加瞭解為什麼中央計畫經濟會因為無法複製資本主
義生產力而被淘汰出局。但他也完全沒能洞察到一種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會削弱自由文化
社會的凝聚力。正因為忽視了自由市場在許多方面對傳統社會的顛覆，他的思想被他試圖
捍衛的一種屈從於市場力量的自由概念所致命地削弱了。
在這一點上，哈耶克比他偉大的奧地利同時代人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明顯地缺乏洞察力。在其偉大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熊彼特推測資本主
義所要求和推動的功利主義觀念，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腐蝕小資產階級文明的核心。他認為
，為未來而儲蓄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婚姻和家庭的穩定，但這樣的行為和穩定性在
先進資本主義經濟所鼓勵的心靈習慣下是不可持續的。在這裡，熊彼特以一種經典的形式
指出了後現代資本主義所隱含的內在自相矛盾，這種矛盾使得自由市場機制在政治上是不
可行的。與熊彼特相比，哈耶克歡呼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力量，卻從未意識到他力圖維
護的傳統小資產階級社會秩序，恰好是被後現代自由市場經濟所推向沒落的一種文化殘核
。
如果說哈耶克為復興十九世紀某一種自由主義思想的企圖被這種內在矛盾所勾銷了的話，
那我們就不得不尋求其他種類的自由主義理論，在後現代自由市場經濟時期作為理解個人
自由的新的指路明燈。雖然約翰‧斯圖亞特‧米爾（J.S.Mill）沒有實現他自己所希望的
對自由文化的普遍辯護，米爾的思想與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困境之間的相關性，卻遠遠
大過作為二十世紀米爾思想最可敬畏的批評家哈耶克的任何著作。因此，如果說自由主義
作為一種政治哲學還有未來的話，它存在於從米爾到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
知識傳統中，而不是在哈耶克試圖復活的亞當‧斯密或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的古典
自由主義中。
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之所以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立場，其原因之一是，作為哈耶克思想核
心的對於社會主義中央計畫經濟的批判，已經由於（1990年代後）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國家
的消失而變得多餘。可以肯定的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中央計畫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之間
孰優孰劣的問題，並不是通過任何經濟理論的證明來獲得解決的，包括哈耶克自己的理論
。相反，它是在歷史實踐的進程中得到解決的。中央計畫經濟不僅在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
比市場經濟低下，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它在技術創新方面也遠沒有那麼成功。除了在個別
情況下，例如武器開發方面，蘇聯集團的計畫經濟體制在技術上是落後的。它們無法與能
夠持續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的市場經濟競爭。
最終，在20世紀80年代，即使是蘇聯對軍工複合體的巨大資源承諾也無法跟上西方計算機
技術發展的步伐，這些計算機技術在戰爭中變得越來越重要。蘇聯經濟從未完全拋棄其起
源於戰時共產主義的痕跡；然而它被證明沒有能力創造出精湛的決定戰爭勝負的軍事技術
。當它在計算機技術方面開始落後於美國時，蘇維埃國家的命運便開始進入倒計時。
戈爾契夫的改革政策，因為意外地強化了蘇維埃各民族之間的分離主義和瓦解了官僚階層
的士氣，而成為蘇聯解體的催化劑。也許其獨特之處在於，蘇聯帝國是在其統治階層和被
統治階層中都沒有發生重大暴力事件的情況下解體的。與蘇聯垮台相隨的，是中國雄心勃
勃的市場改革。到1997年底，中國計畫經濟的剩餘堡壘——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明顯地被提
上了議事日程。今天，極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只在古巴和朝鮮繼續生存，即便在這些國家
也不會持續太久。
蘇聯體系因為歷史的、政治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些偶然的原因而崩潰了。然而，全世
界幾乎所有的計畫經濟國家在不到十年時間裡的迅速消失，都為哈耶克對社會和政治思想
的重要貢獻提供了壯觀的證據。哈耶克一直認為，中央計畫經濟的成功從認識論的角度來
看是不可能的——它要求中央規劃機構去集中那些在本質上是分散和局部的信息。
沒有人能夠知道資源、消費者偏好和商業機會是如何在整個經濟中分佈的，部分原因是由
於它們難以想像的複雜性和永遠不斷變化的本性。也許有可能將這些變化的關係映射到宏
觀經濟理論家所青睞的一些經濟總量之中；但是，任何規劃當局都無法準確或詳細地瞭解
經濟活動之間的微妙協調所依賴的微觀經濟聯繫。事實上，市場機制的主要功能就是使這
樣的宏觀知識顯得多餘。
之所以對這些計畫經濟所依賴的微觀信息和知識進行集中是不可能的，一個根本的原因是
：大部分知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和隱晦（不可言狀）的。它們體現在實踐活動和日常技
能中，其內容和性質通常是難以清晰表達的。將這些實踐知識——例如體現在成功創業者
或科學研究中所涉及的信息——統一彙集起來所面臨的障礙，常常是不可踰越的。如果試
圖在中央計畫機構收集這些信息，其大部分知識將不可避免地被遺失掉。中央計畫在世界
各地都被認真地嘗試過，結果是大規模的浪費和低效率。只因為依靠了在黑市和世界市場
上提供的信息，計畫經濟的崩潰才曾經得以避免。
好幾代主流（宏觀）經濟學家都忽視了哈耶克對計畫經濟的不可能性的認識論論證；然而
這個論證是對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遭遇普遍的系統性失敗的唯一深刻解釋。它不依賴於對人
類動機或激勵機制的假設，也不依賴於文化傳統或民主制度的缺乏。哈耶克的論點只是基
於人類信息的侷限性。因此哈耶克的理論對社會思想具有長遠意義的貢獻，並支持了本書
第一版中我代表哈耶克所提出的中心論點。
然而，這並不是支持哈耶克其它更大範圍的政治哲學主張的理由。哈耶克的理論沒有為自
由主義提供基礎，也不可能支撐哈耶克為自由市場經濟所做的巨大辯護。它幾乎沒有任何
實踐指導意義，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助人們在計畫經濟完結之後在各種不同市場經濟體
制之間做出選擇，比如放任自流市場體制和非放任自流市場體制之間的選擇。它僅是一個
證明極端計畫經濟體制的不可能性的定理。它表明，二十世紀一個強大的通過中央計畫取
代市場過程的馬克思主義工程是無法實現的。除此之外它什麼也不能告訴我們。
反計畫經濟的這種認識論觀點，無法幫助我們在組織市場經濟的各種不同實踐方式之間做
出選擇。它無法對那些企圖使市場經濟能夠更好地滿足人類需求的改革者們提供任何幫助
。它不能對那些需要從中央計畫的廢墟上建立有效市場制度的轉型經濟體提供任何指導。
簡而言之，在後社會主義時期，當極端計畫體制與市場體制之間的系統性對抗被不同形式
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間的競爭所取代以後，哈耶克的理論便開始顯得蒼白和無話可說了
。
哈耶克思想的這些根本侷限來自於他對資本主義的理解存在很大缺陷。哈耶克將資本主義
的出現視為一種自發的進化過程，誤認為這個過程絲毫不取決於國家暴力或強制性權力。
但是，正如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他仍未被大家充分研究的傑作《大轉型》中
所展示的那樣，自由市場絕不是自由與自發過程的產物：它是國家力量的產物。比如十九
世紀英國的自由市場是議會專制下的產物，它是強國法令的設計品；它不是無數的無計畫
的自發變化和增量的堆積，而是國家治國之道和意志的體現。
比如通過圈地運動，既有產權被廢除，新的產權被確立，舊有的自由市場交換所包含的習
俗被強行取消。也許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特別有利於新自由市場體制的建設，因為當時既有
一個不受限制的議會主權傳統，也有一個歷史悠久的英國農業資本主義基礎。儘管環境有
利，英國新自由市場體制並沒有以極端不受限制的形式存活多久。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它已被重新監管起來。為了應對生產安全等特殊社會問題，許多相互不協調的立法干預措
施得以建立，使得市場的運作更能夠滿足各種社會需求。通過有意識的雕琢和國家干預，
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自發地消失了。
哈耶克對維多利亞中期英國自由市場是如何被創造出來這一點的誤解，代表了人們在理解
不同的法律制度與國家間的複雜關係方面的一個更廣泛的失敗。在哈耶克的思想中，英國
獨一無二的普通法，被當成了世界各地普適的法律範式。尤其是在他後來的思想中，哈耶
克認為法律是一種自發進化的產物，是一種通過歷史積累而成長出來的慣例體系。
這種英國法律模式不適合於許多國家的法制體系，包括一些具有良好自由裁量權的法制體
系。在蘇格蘭，羅馬─荷蘭法律不是通過不可察覺的部落習俗的積累而進化出來的；它是
在十八世紀根據斯塔爾第三子爵的建議強加給蘇格蘭的。在土耳其，也許是當今世界上最
持久和最成功的現代主義政權，法律體系是由一個人創造的，這個人就是凱末爾‧阿塔圖
爾克（即土耳其第一任總統——譯者注）。西方個人主義風格的法律制度，不是上千年漸
進演變的產物，而是有膽略的政治力量在有利情況下迅速而大膽地創造出來的。
哈耶克對法律的誤解是一種輝格式謬論的體現，這種謬誤貫穿於哈耶克的政治哲學之中。
輝格主義歷史觀和謬誤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政治思想和其著作與講演中獲
得了一種經典的表述，他理所當然地認為在多代人之間能夠保留的傳統是其持久效用的證
明。根據伯克的說法，跨越幾代人的傳統一定包含了任何一代中的社會成員僅僅依靠個體
理性無法獲得的智慧。在伯克看來，歷史聖神的天賜演化順序保障了傳統絕不會是很多代
人的錯誤所堆積的結果。
在哈耶克那裡，這種對歷史的輝格式詮釋已經在一種偽達爾文主義中被世俗化了。哈耶克
認為，社會繼承的傳統是一個寶貴的知識庫，因為它包含了在社會的自然選擇中倖存下來
的行為方式。他假設傳統、習俗和信仰之間存在不停的競爭，以至於那些具有最大效用的
習俗才能生存下來。的確，哈耶克認為宗教的歷史只能從對信仰和道德的自然選擇過程來
理解。
但是這種對待傳統的世俗達爾文主義和伯克天賜主義所面臨的困境是巨大的。社會變革中
沒有類似於生物進化中對遺傳基因偶然突變的自然選擇機制，也沒有任何可與“適者生存
”相比較的適應性或效用標準。哈耶克對社會實踐活動中的競爭和選擇的許多論述使其聽
起來好像他有一個關於文化如何進化的理論一樣，而實際上他只有一個借助於科學術語的
隱喻。他依賴於一個理論上空洞的群體選擇概念，使他無視宗教和經濟與政治制度的興衰
所依賴的歷史事件。這也讓他能夠掩蓋其思想中存在的深刻內在矛盾與張力。
一方面，哈耶克的思想體系是對歷史傳統的一種科學主義辯護，它反對對傳統進行理性的
改革；如果社會對傳統的繼承體現了任何一代人都單獨無法獲得的知識，那麼與這些傳統
的正確關係應該是崇敬而不是批判；也就說對傳統最好敬而遠之；除了在個別邊無關緊要
的地方，我們不應該試圖去改革傳統以使其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需求，因為作為個體我們無
法知道傳統在社會中的真正功能。
但這種對傳統的伯克式敬畏態度與哈耶克思想的另一面發生了衝突。在這另一面中，他似
乎是一位倡導進步的理論家。比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傳統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出現持敵
對態度，那該怎麼辦呢？如果它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傳統，又該怎麼辦呢？在這點上，哈耶
克變成了最正宗的啟蒙自由主義者。他關於市場具有認知功能的理論表明，計畫經濟是行
不通的。他的經濟理論告訴他，自由市場具備最大的生產力。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哈耶
克要求全面廢除中央計畫經濟和社會主義傳統，更廣泛地說，全面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
從前後一貫的伯克式達爾文進化主義立場來看，哈耶克這種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是理性主
義的狂妄自大。突然去掉那些世代建立起來的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限制，必定具有極大
的風險，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這些限制可能具備哪些重要的社會功能。缺乏管制的市場經濟
也許是創造財富的最佳工具；但是，對市場自由度的限制可能對社會凝聚力至關重要。奇
怪的是，這後一種可能性恰好是哈耶克從未考慮過的。【這正好解釋了俄羅斯在新自由主
義休克療法下的經濟、文化、政治崩潰——譯者注】
哈耶克思想體系中最內在的矛盾，體現在對社會傳統的保守依戀和對無止境的社會進步的
自由主義承諾。哈耶克與任何傳統保守主義的距離在他讚揚進步時最為明顯，因為他承認
“進步純屬是為了運動而展開的運動”。
這種坦率的虛無主義誓詞的重要性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它暗示了哈耶克缺乏任何完備
的道德理論。在哈耶克關於社會哲學的大量著作中，沒有任何關於什麼才是一個好社會的
論述，或者更廣泛地說，關於人性繁榮的論述。相反，哈耶克理論中有一種將進化倫理學
和功利主義與康德主義摻和起來的混合物。
此外，在市場資本主義對社會穩定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影響方面，哈耶克的思想中存在很大
的空白。這種明顯缺乏對市場資本主義可能具有的社會破壞性的思考，不是無意為之的。
它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就像馬克思剖析的一樣，哈耶克最終將資本主義視為歷史進步的
引擎，它能夠提高人類生產力和駕馭大自然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滿足人類需求的一個手段
。
像馬克思一樣，哈耶克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具有解放作用的經濟體系——一種使人類克服
資源稀缺從而使其擺脫歷史壓迫的體系。像馬克思剖析的一樣，他對那些已經成為資本主
義的犧牲品的社會團體和人群毫不表示同情。事實上，像馬克思一樣，哈耶克承認市場資
本主義本質上對任何既定的社會秩序都是敵視的，因為與資本主義相比，正如馬克思觀察
到的，“所有早期的生產方式在本質上都是保守的”。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的革命性和新穎性，為哈耶克對缺乏管制的自由市場制度的認
識論辯護造成了困難。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所具備的“創造性破壞”力量的影響之一，是
持續不斷地使一部分人口失去工作技能。在創新活動被制度化的經濟環境中，隱性的實踐
知識迅速變得不重要並成為一種錯誤。由於全球市場的運作，當整個行業、職業和生活方
式不斷消失時，在傳統中保留的隱形實踐知識再也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指南。哈耶克所推
崇的自由市場體制能夠造成這樣的效果，恰好是因為這種體制對哈耶克所尊敬的保存人類
世代智慧的傳統漠不關心。
當哈耶克將市場描述為保護和傳播隱性實踐知識的手段時，他將市場視為崁入習俗和傳統
的複雜文化制度。他不認為這種觀點不能與經濟自由主義者（包括他自己）的自由市場主
張相結合。然而如果市場是一種複雜的深層次的社會制度安排，它就會根據其運作於其中
的文化而變化。因此，市場經濟的形式和資本主義的種類其實有很多（正如文化的形態有
很多種一樣——譯者注）。
如果是這樣的話，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市場體制並非一種普適性的理想自由市場體制，而
只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而其它種類的市場體制也許更接近於理想的自由市場體制。比
如德國的社會市場資本主義（social market capitalism），中國的家庭資本主義，日本
的“關係”資本主義——這些以及其它類型的資本主義都體現了它們成長於其中的獨特文
化傳統。因此對任何國家來說，所面臨的問題都是如何改革其現存的資本主義類型，使之
更符合其基本的文化價值觀並滿足其未來長期的需求。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的話，市場就將不再被視為是人類自由的體現，而應是被視為一種
容易出錯的社會制度安排。只要市場的運作無法遵循它所服務的社會所默契的倫理規範，
它就會遭遇被修正和改革的命運。這是哈耶克從未探索過的建設性思路。他的這種忽略與
失誤可能部分地緣於他對待啟蒙理性主義的一種從未解決的矛盾心理。
當哈耶克作為一名啟蒙理性主義者寫作時，他將自由市場體制視為最大化生產力的手段，
而它對社會凝聚力的破壞性影響被拋在一邊。只有當哈耶克系統地忽視自由市場的社會後
果，才能讓他想像出他所倡導的放任自流的自由經濟制度居然可以與具有無可置疑的權威
的優秀社會傳統制度相結合。放鬆管制的市場力量與社會凝聚力之間的衝突關係並沒有被
哈耶克研究。事實上，哈耶克甚至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即在釋放市場力量方面走得最遠的
國家，比如美國，其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就崩潰得最徹底。建立在消費者選擇基礎上的經
濟體制可能會破壞哈耶克所依戀的傳統文化制度。而這樣一種顛覆性認識卻一直被學術界
壓制下來了。
哈耶克對這些問題的忽視嚴重限制了他的思想的有用性。他不僅無法談論資本主義的多樣
性——比如他們不同的運作成本和社會收益，他們對特定文化傳統的依賴，或者使其滿足
人類需求的不同市場改革模式。正是在這些方面，哈耶克沒有面對後社會主義時期出現的
中心困境——如何協調放鬆管制的全球市場的運作與各個國家對社會凝聚力的不同需求之
間的矛盾。
為哈耶克高度保守的自由主義找到實踐機會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這
項新右翼政治項目的命運為哈耶克思想的連貫性提供了一些教訓。正如里根和撒切爾這些
政治家的政策和輿論宣傳所表達的那樣，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涉及到經濟現代化與“維多利
亞時代價值觀”之間的不協調。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這種異常組合的面紗被
揭開了。
認為超現代經濟可以與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相互穩定共存的信念，是
哈耶克社會哲學的核心主張，也是新右翼政治意識的核心思想。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
著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傳統道德的崩潰——譯者注），這種信念遭到了人類實踐經驗的明確
反駁。在此基礎上制定經濟政策的保守黨和政權在全世界都處於混亂或崩潰之中。
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活力已證明不適合傳統價值觀的生存。創新型個人主義經濟所
體現的自由選擇和自我實現的價值觀，滲透到家庭生活之中。基於彼此尊重的社會結構不
適合於依靠不停流動才能生存的社會氣候。自由市場經濟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穩定現象，侵
蝕了小資產階級的職業結構。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能與傳統的社會結構穩定共存。
正如熊彼特所理解的那樣，對小資產階級傳統社會秩序的維護，不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相
協調。最近的歷史充分證實，熊彼特的這種見解對哈耶克的經濟和社會哲學造成了致命打
擊。它對所有保守派自由主義者的打擊都是致命的，而其中哈耶克是最為傲慢的那個。
哈耶克對社會主義中央計畫是不可能成功的認識論證明，根本無力涉及自由主義政治哲學
中所有的主要問題。單靠認識論方面的論證，不會有太多實踐論的意義。這種認識論的論
證的確排除了一些不可能成功的事態，比如古典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但正如我前面所暗示
的那樣，因為自由市場體制使得人的技能變得嚴重退化，並使他們的隱形實踐知識庫存變
得無用，哈耶克的認識論論證意味著古典自由主義所捍衛的核心制度——小政府和自由市
場——只能是人類社會歷史上一個自我限制的小插曲。這些是一個有趣的結果，但並不是
對任何眾多形式的自由主義的辯護。
哈耶克的認識論論證只是在增加我們評估不同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所需的知識方面有所幫助
。它無法幫助我們決定甚至無法指導我們如何在許多不同的市場經濟制度之間進行選擇。
哈耶克的認識論證據中沒有任何環節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間作出妥協，或譴
責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社會民主政府對經濟自由所施加的限制。認識論式的論證
只告訴我們，這些政府不會獲得最具生產力的經濟體系。對於任何尚未像哈耶克那樣承諾
要決意追求奇異的最大生產力的道德理論或政治哲學來說，這種對效率的考慮幾乎都不會
是絕對的。
重要的是需要強調，哈耶克對所謂進步和生產力增長的檢驗標準，與自由主義沒有本質聯
繫。正如幾代共和黨人所理解的那樣，自由和繁榮並不總是必然相互伴隨。一個高效的經
濟體可能會在一個不尊重哈耶克式個人自由的政府主導下欣欣向榮。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
可能屬於這一類。同樣，一個高度自由的國度可能會在生產力上落後於那種以增長為導向
的權威制度。對於一個把個人自由放在經濟繁榮之上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這不一定是個問
題。可是對於試圖將缺乏監管的市場經濟等同於自由或自由主義制度的哈耶克來說，這種
權威體制在經濟上的成功對於哈耶克來說是非常尷尬的。
同時它也具有深刻的諷刺意味：哈耶克所崇尚的傳統社會結構在亞洲這種政府主導型資本
主義制度中比在缺乏市場監管的自由社會中更容易識別。哈耶克的社會哲學建立在一個尷
尬的事實上：放鬆管制的市場並不需要他作為自由主義者所稀罕的那些自由，但是卻削弱
他作為保守主義者所珍視的傳統。更糟糕的是，他對傳統的伯克式崇敬與他對不受約束的
資本主義和最有利於財富增長的經濟體系的半馬克思主義辯護，使他的社會和政治思想最
終陷於自相矛盾。
如果自由主義還有未來的話，它就必須拒絕哈耶克那自相矛盾的、將個人自由等同於對市
場力量和傳統文化的同時服從；它就必須承認，市場制度，如民主制度一樣，不過是服務
於人的最終需求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任何經濟或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只能是從工具的
角度來判斷，即就其對人類福祉的貢獻而言來判斷。對今天任何號稱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
哲學來說，人的自由都將是任何人類生活的核心要素。從我目前的觀點來看，這種自由主
義信念是否可以辯解並不重要（我在其他地方質疑過它的普遍有效性）；重要的是，市場
制度的合理性只能根據其採納者所能夠理解和接受的價值觀來判斷。在哈耶克所針對的後
現代社會中，我所指的這些價值觀不是傳統的等級社會價值觀，而是自主和公平的價值觀
。
在當代社會中，市場制度不是傳統文化的自我拯救和得勝。自由資本主義的侵略性原動力
不斷地削弱傳統對社會的影響。因此，自由資本主義對過去那種維持原生自由市場的傳統
是一種反動。在最體現個人主義的經濟生活的社會中，父權制家庭的解體和女權主義最為
明顯；這絕非偶然。自由資本主義所催生的婦女在經濟上的決策權與傳統家庭的維護是不
相容的。對於像哈耶克這樣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必定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它
會受到視個人自主為核心價值觀的自由主義者的歡迎。
但在其他方面，自由市場體制對傳統社會的影響就沒有這麼良性了。雖然犯罪率上升的原
因無法精確確定，但很難將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多種類型犯罪率的急劇增加視為一種巧合。
自由市場有時通過削弱傳統的等級制度和習俗的方式來增強個人自由；但更常見的是，自
由市場腐蝕了社會凝聚力，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個人自由度的增強。這一事實凸顯了自由市
場與個人自由之間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這與哈耶克和其它自由主義者的論點相
反。這是十九世紀晚期新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決定性見解，當米爾指出政府不干涉經濟不是
一個基本原則而只是一個根據情況變化的經驗法則時，就已經蘊含了這一洞見。
哈耶克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拯救和重新闡述失敗了，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他理論核心的對社會
主義計畫經濟的批判其實與社會主義國家垮台後各個國家所面臨的困境沒什麼關係（即無
法提供幫助——譯者注）。它的失敗也是因為哈耶克不瞭解或者沒有認識到自由市場資本
主義對當代社會的消極影響。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失敗源於哈耶克與其他近期自由主義者
共有的一個特徵。在哈耶克的思想體系中，正如約翰‧羅爾斯關於正義的平等主義和詹姆
斯‧布坎南關於契約的個人主義一樣，人們在想像中認為對一種正義概念的共同遵守足以
能夠維持自由制度。
自由主義右派和平等主義左派的法律主義政治哲學的這種共同假設，破壞了最近的自由主
義思想。它常常受到社區主義立場的批評，這種觀點認為正義並非最高政治美德。但是，
對於在當代情況下可以實現的道德共識的範圍和深度，許多社群主義思想本身就被不切實
際的希望所破壞。事實上，社群主義思想最好被理解為對自由主義理論的改革，而不是對
它的替代。在這方面，它作為對最近在政治哲學中佔主導地位的各種各樣的自由法律主義
的錯誤和侷限性的一種糾正，是極其有力的。然而，替代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統是存在的，
在這個傳統中社會凝聚力使得個人自治成為可能的作用早已被理解。
這個另類自由主義傳統是被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如霍布豪斯（L.T.Hobhouse）和凱恩斯（
J.M.Keynes）發展出來的，但其大部分中心思想和關注點都在米爾（John Stuart Mill）
的著作中得到了預示。米爾的著作並不包含單一和前後一致的政治教義，而且就像當時和
現在的幾乎所有自由主義理論一樣，它們被一種狹隘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哲學所扭曲，
這種哲學破壞了米爾原則的普遍性和權威性。然而，米爾式自由主義的脈動——個人自治
的需求與社會凝聚力的需求的和解——直接向現代西方社會的現狀發出吶喊，但在這點上
哈耶克的思想卻沒有做到。需要平衡個人選擇與社區選擇的主張，這是米爾的偉大繼承者
Isaiah Berlin的著作中所採納和發展的主題。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進一步發展
了這種社會自由主義的傳統，其個人自治在本質上是嵌入於社會之中的概念，值得最高關
注。
哈耶克的思想體系由於忽視了自由市場對社會凝聚力的破壞性影響而被勾銷，這對今天的
自由主義思想具有深遠的啟發意義。它證實了，實現個人自治的自由主義理想，需要一個
積極有為的國家，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強調的小政府。哈耶克重建古典自由主義遭到
失敗的一個教訓是，不能以屈服於市場力量或傳統的限制性條件去理解個人自由；另一個
教訓是，在現代世界，個人自治和一個穩定的、有凝聚力的社會不是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