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的邊境牆政策探析
出處：《美國研究》2019年第一期
網址(內可下載pdf檔) : https://tinyurl.com/y4j8roj4
沈鎮
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內容提要] 美墨邊境牆是當前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問題。盡管遇到民主黨議員及自由派
人士的強烈批評和抵制，川普仍然採取”加倍下注”的方式，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繞
開國會以籌集建牆資金，挑戰了美國的憲政體制。作為川普政府非法移民治理改革首要策
略的邊境牆建設被嚴重地政治化，超越了非法移民治理的範疇。兩黨在邊境安全議題上發
生嚴重的對立，邊境牆成為象征政治的符號，使府會陷入了” 否決政治”的僵局。美國
的政治生態從極化走向碎片化和部落化，以邊境牆建設為核心的非法移民治理依然任重而
道遠。川普的基本選民特別是南部中下層白人及”鐵銹地帶”藍領工人因關切不同而對修
建邊境牆的支持程度有所不同。川普利用邊境牆和非法移民議題進行選舉動員的策略的效
用正在不斷地下降，他這樣做也是對2020 年總統大選的政治冒險。
美墨邊境牆是當前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問題。川普自競選總統之始，便將修建美墨邊境牆
作為其最響亮的政治主張之一。這是他對選民的頭號承諾，也是其非法移民治理改革中的
首要策略。川普上任後僅五天便簽署行政命令，啟動美墨邊境牆項目。
2017 年12 月川普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當前邊境安全和移民法律的
脆弱性，並指出加強邊境控制和強化移民體系是美國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法治的重點。
報告中列出針對非法移民採取的首要措施是修建邊境牆，並配合先進技術建立多層次防範
體系，以加強移民審查、強化移民法律的執行等。由此可見，邊境安全和邊境牆是被川普
政府提升到國家安全戰略層面的重要議程。
川普認為美國南部邊境正面臨非法移民入境、毒品走私和人口販賣猖獗的危機，而修建
35 到45 英尺(10 到13 米)高的混凝土實體牆可以阻擋非法移民、毒品走私、人口販賣，
以及恐怖主義活動等。川普通過推特、集會、演講、現場視察等各種方式，對修建邊境牆
進行”狂轟濫炸”式地宣傳和鼓動。根據政治新聞網站的統計，僅在2018 年一年內，川
普就發布了336 條關於修建邊境牆的推特文字，占到他發送推特總數的11.8%，僅次於談
論經濟議題的360 條。
川普修建美墨邊境牆的方案遭到了民主黨及自由派人士的激烈批評和抵制。川普要求在
2019 財年預算法案中包含57 億美元的建牆經費以建設和更換722 英哩的邊境牆。民主黨
人控制的國會眾議院否決了預算方案，川普對此拒不妥協，最終釀成了美國歷史上最長時
間的政府關門危機。為避免政府再次關門，國會於2019 年2 月14 日通過2019 財年綜合
撥款法案，同意撥付13.75 億美元用於修建隔離圍欄以加強邊境安全，但同時規定該資金
不可用於修建混凝土邊境牆。這一金額遠遠低於川普希望得到的57 億美元。2 月15 日，
川普簽署該法案的同時簽署了總統行政令，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從而繞開國會調
集了約81 億美元資金進行邊境牆建設。
川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的行動，立即遭到了16 個州及移民和環保組織的起訴。2 月
26 日，國會眾議院以245 票贊成、182 票反對，通過了終止川普的國家緊急狀態的決議
。隨後，3 月14 日參議院以59 票贊成、41 票反對，也通過了否決國家緊急狀態的決議
，這也是國會有史以來第一次推翻總統的國家緊急狀態令。川普於次日首次動用總統否決
權，對國會的否決決議進行了否決。
民主黨人和共和黨內的溫和派否認南部邊境存在緊急狀態和安全危機，他們認為南部邊境
面臨的安全威脅不滿足總統行使行政權力的緊迫性條件，總統這樣做也不符合為公眾利益
服務的前提。而且，為修建邊境牆行使總統行政權而挪用其他資金，還會導致美國聯邦資
金無法及時用於處理更緊急的其他危機。反對者認為川普宣布國家緊急狀態是對總統權力
的濫用，挑戰了國會的撥款權，違反了美國的憲政體制。
與此同時，共和黨內維護憲法原意、反對政府權力無限擴大的保守力量雖然同意建牆，但
也反對川普繞開國會籌集資金的行為。盡管面對國會議員和民主黨的抵制、法院的一系列
訴訟、藍州及環保組織等的抵抗，以及高昂的土地成本等現實困難，但是川普仍然採取”
加倍下注”的方式，執意動用行政權力推動建牆的決心毫不動搖。嚴重對立的府會因此陷
入了”否決政治”的政治僵局。
一、美墨邊境牆的歷史
美墨兩國之間長約1900 英哩的邊界線本身缺少天然屏障。歷史上，兩國邊境一直處於開
放狀態，並未修建隔離物。直到20 世紀90 年代，為應對非法移民等社會問題，邊境上的
主要城市開始修建不同形式的隔離設施，包括使用越南戰場上的廢舊金屬板來修建隔離物
。
在柯林頓政府時期，為阻止非法入境和毒品走私，美國邊境巡邏局根據”威懾預防”
(prevention through deterrence)戰略在加州聖地牙哥邊境區域修建了14 英哩的單層隔
離圍欄。不久，國會於1996 年通過《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責任法》(Illegal
Immigration Reform and Immigrant Responsibility Act of 1996)，授權司法部長在
14 英哩單層圍欄的基礎上建設第二及第三層約14 英哩的圍欄， 這件事後因加州海岸委
員會對環保的考慮而被擱置。2005 年國會又通過了《真實身份法》(Real ID Act of
2005)，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撤回所有干擾邊境隔離設施建設的法律障礙，以加快聖地牙
哥邊境圍欄的建設進度。
九一一事件後，為應對恐怖主義和大量湧入的非法移民的威脅，美國國會2006年通過了《
安全圍欄法》(Secure Fence Act of 2006)。該法要求在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與移民
責任法》的基礎上建設850 英哩的雙層隔離圍欄，以及更多的汽車路障、檢查站、照明系
統等。另外還授權國土安全部應用衛星、無人機等現代防護措施。該法案被小布希政府認
為是其綜合移民改革的重要步驟， 也成為明確大規模建設隔離牆的法定依據。《2008 年
綜合撥款法》再次明確國土安全部在南部邊境建設不少於700 英哩的圍欄。
在上述立法的推動下，1900 英哩的美墨邊境上已經存在700 英哩左右的鐵柵欄、鋼絲網
、路障及附屬的監控設施等不同形式的間斷的隔離設施。自川普就任以來，國土安全部完
成了近40 英哩的邊境牆建設。國土安全部規劃2019 財年年底完成最迫切的120 英哩邊境
牆建設。
二、美國國內關於美墨邊境牆的爭議
修建邊境牆的計劃並非始於川普，如今它卻引起了更強烈的爭議。川普的支持者認為”無
邊界不成國家”，“無法治不成國家”，邊境牆是美國主權和法治的象征。他們認為”開
放邊境”造成非法移民和毒品大量入境、邊境地區犯罪活動激增等社會問題，這是對美國
法律和秩序構成的嚴峻挑戰。川普強調非法移民的湧入是對美國法律和秩序的破壞，是美
國法律得不到尊重和執行的最為嚴重的領域
川普的支持者認為，作為邊境控制措施，邊境牆可以從源頭上威懾和阻止非法移民的流入
，再輔以美國國內雇員身份電子驗證(E-verify)等補充執法手段，就可以進一步提高管控
非法移民的效率。他們認為這是美國綜合移民政策改革的重點。當前管控移民的執法權專
屬於聯邦，這賦予了聯邦政府執行移民法律的權威和責任，但聯邦執法力量薄弱， 以至
於他們無法在300 多個庇護城市有效地實施移民管控(庇護政策限制地方執法機構配合聯
邦執法力量獲得個人移民狀態)，這也成為導致非法移民在美國安家立業的重要因素之一
。川普強調，除了修建邊境牆，還應填補法律漏洞，強化邊境執法巡邏，改變審判非法移
民的司法程序，取消州和地方的庇護政策，等等，從而從源頭上遏制非法移民入境，標本
兼治地解決非法移民問題。
反對者則從兩方面批評川普的邊境牆政策。一方面，他們對邊境牆對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
入境的阻滯效果，以及修建邊境牆的成本等問題有疑慮；另一方面，”高大而美觀”的混
凝土邊境牆，對於川普來說是主權和安全的象征，是”美國優先”理念的體現，而對於反
對者而言，這堵牆則是對美國主流價值觀的背叛。
邊境牆的反對者和外來移民的支持者主要來自美國西海岸和新英格蘭地區。由於遠離南部
邊境，那裏的民眾感受不到非法移民造成的安全問題和福利問題，對外來移民普遍持同情
態度。另外，他們普遍秉持自由主義理念，更注重個人權利，與追尋”美國夢”的非法移
民頗有共鳴，對川普政府實施的”零容忍”執法行為釀成的骨肉分離極為憤慨。需要指出
的是，這一群體多為精英階層的人士，階級上的差異使他們很少被非法移民問題困擾。在
不必付出代價的情況下，這一群體往往選擇更高的道德標準，而且他們有更強的責任意識
。
反對者認為邊境牆效用有限，成本卻過高。首先，西南邊境的非法入境人數在不斷地下降
。2017 財年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衛局(U.S.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在西南部邊境
線僅拘捕了30.3916 萬名非法入境者，這是近20 年來的最低值。2018財年這一數字略有
回升，但是也僅有39.6579 萬名非法入境者。其次，邊境牆無法阻止非法移民繞過它進入
並滯留在美國，同時邊境牆還會帶來更多的人道主義危機，例如，由於非法移民繞道更危
險的區域穿越邊境導致死亡率飆升。再如，更加嚴格的邊境巡邏、監管及徹底的邊界封鎖
所造成的”海堤效應”，促使非法移民冒險攜家帶口定居美國，邊境牆將移民擋在外面，
同時也鎖在了裏面。另一方面，邊境牆的建設和維護成本高昂，川普並未兌現其競選期間
所宣揚的由墨西哥承擔建牆費用的承諾。除了上述成本，邊境牆還會帶來一定的環境代價
。
反對修建邊境牆的人還批駁川普的過激言論，如鼓吹墨西哥人都是”毒販和強奸犯”、來
自中美洲的”移民大篷車”中夾雜著”罪犯”等。根據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衛局的數據，
2018 財年在邊境查獲的有犯罪記錄的外國人共計6259 人，比2017 財年下降了36%，比
2016 財年下降了105%。甚至在美國與加拿大的邊境拘捕的外國恐怖分子數量也高於美墨
邊境。
反對者還援引美國緝毒局的數據表明大量毒品是通過邊境檢查站進入美國的。另外，近一
半來自墨西哥的海洛因是通過聖地牙哥走廊進入美國的，而該走廊有美國建設最早且維護
最佳的邊境牆。也有研究表明邊境牆不僅無法阻擋毒品進入美國，相反，販毒集團因邊境
牆的建設重新爭奪地盤及運毒通道，反而會造成更多的沖突和更難管控的形勢。
事實上，大量的研究表明，非法移民及毒品問題都根源於美國與墨西哥及中美洲之間巨大
的經濟差異性和互補性、美國執法政策的碎片化、聯邦與州執法的選擇性與矛盾性等因素
。哈佛大學朱麗葉·凱耶姆(Juliette Kayyem)教授認為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的邊境最佳
狀態是達到邊境安全與人員、貨物流動的平衡。邊境上的危機可以通過民主程序，即改變
政策或法律來改善。總之，邊境牆從”堵”入手，並不能徹底解決非法移民湧入、毒品泛
濫等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
三、川普執意建牆到底為哪般?
川普入主白宮後就開啟了以”零容忍”為特點的治理非法移民”新政”，修建邊境牆只是
其移民改革中的一環。除了致力於實現修建邊境牆的計劃，川普還增加了監管邊境的人手
和設施，廢除了”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行動”計劃(Deferred Actionfor Childhood
Arrivals，DACA)。川普上任以來加強了非法移民的甄別與遣返力度，強化了美國國內的
移民執法，減少了聯邦資金對庇護城市的資助，並鼓勵州及地方強化移民執法的力度。他
調動軍隊應對來自中美洲的”移民大篷車”，並準備修建更多的非法移民拘留場所。這一
系列舉措意在顛覆民主黨人推行的”開放邊境”和”捉了就放”(catch and release)的
非法移民治理策略。
非法移民問題頗具爭議性且有高度的道德敏感性，它長期困擾著美國。歷屆美國總統均未
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從競選總統到就職以來，川普始終在挑戰體現美國主流
價值觀的”政治正確”，渲染非法移民危機和非法移民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將邊境牆和
非法移民議題作為穩固其基本選民的”抓手”。根據皮尤西裔中心2017 年年初的民調數
據，美國人對修建邊境牆的支持率為35% 左右， 2019年初這個支持率上升到40%。於昆皮
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公布的2018 年中期選舉後的民調結果顯示，川普建設
美墨邊境牆的總體支持率達到了43%，成為該獨立機構自2016 年就邊境牆議題進行調研以
來支持率最高的一次。總之，多家民調機構的民調結果都顯示，美國人對修建邊境牆的支
持率略有上升，維持在40%左右；支持者的人數明顯少於反對者，且與川普的總體支持率
呈正相關關系。
邊境牆的支持者呈現出明顯的黨際差異，在不同群體間分野巨大。高達84% 的共和黨人支
持川普建牆，而僅有13%的民主黨人和39%的獨立選民支持修建邊境牆。支持川普建牆的民
眾甚至發起了捐款活動，截止到2018 年12 月27 日僅七天時間，便有28 萬余人捐款
1744 萬美元。甚至有退伍老兵及警察自發組建巡邏民兵團守衛邊境。相反，亦有同情非
法移民的公益組織為其提供法律服務，也有公益組織在非法移民必經的路途上為其提供飲
用水等。
支持修建邊境牆的美國人主要是來自非法移民集中的南部邊境諸州的白人，特別是中下層
白人。他們主要是由於現實利益受損而支持川普修建邊境牆。大量非法移民舉家越過邊境
進入美國並主要滯留在南部各州，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南部諸州中下層白人因自身
福利被侵占、安全利益受損害而支持川普修建邊境牆的政策。
第一，福利被侵占的問題。中下層白人認為美國政府為非法移民提供了最低工資標準，以
及救濟、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社會福利保障，他們的福利被非法移民侵占，這也是茶黨運
動的反移民的意識形態邏輯。美國移民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51%的移民家庭可以享
受到醫保、食品券、學校午餐及住房補貼中的至少一項福利，與之相對比，僅有30%的白
人家庭享受到了一項上述福利。撫養有兒童的移民家庭享受到上述福利的比例增加到了
76%。凱澤家族基金會(KFF)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聯合民調結果顯示，47% 的中
下層白人認為移民增加了國家的負擔，55%的中下層白人認為政府應該遣返非法移民。
2010 年，美國政府在移民相關問題上的花費高達3000 億美元，平均每戶非法移民享受了
2.4721 萬美元的社會福利，而這些非法移民家庭平均的納稅額卻僅有1.0334萬美元，由
此造成的平均每戶每年1.4387 萬美元的財政赤字是由其他美國納稅人承擔的。單就針對
移民兒童的教育支出方面而言，美國移民改革聯合會發布的數據顯示，因合法移民及非法
移民兒童數量猛增，導致聯邦政府多支出約598 億美金。2016 年聯邦政府在公立學校為
母語為非英語的移民學生設立的英語學習計劃，即”有限英語能力”項目(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LEP)上花費了439 億美元，平均每名非法移民學生花費了1.2128
萬美元。”有限英語能力”項目甚至成為了公立學校主要的支出項目，對公立教育體系造
成了嚴重的沖擊。非法移民給美國納稅人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這使在意識形態上強烈
反對”福利國家”和”大政府”、堅決主張財政保守主義的南部白人群體格外憤怒。
第二，非法移民中夾雜著罪犯，暴力犯罪活動威脅公共安全。盡管多數非法移民只是為了
討生活而前往美國的老實人，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衛局查獲的帶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數量
也呈逐年遞減的趨勢，但非法移民中確實有毒販和惡性刑事犯。他們大多沿著非法移民的
遷移路徑進入美國，例如成員來自薩爾瓦多的”MS-13”這樣的暴力犯罪幫派，主要從事
毒品交易、謀殺、敲詐勒索等暴力犯罪活動。雖然白人被殺害的個案不具有統計意義，但
這還是令白人感到其生命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此外，曾經作為主要的反對”反非法移民
”的重要利益集團———南部白人農場主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對於非法移民的安全
關切已經超過了他們雇傭非法移民帶來的經濟收益。
第三，大量的毒品通過南部邊境進入美國並在美國泛濫，不僅給美國民眾的身體健康、家
庭經濟帶來了持續的嚴重危害，也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有組織販毒活動猖獗、暴力犯罪
上升、社會治安惡化等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的”阿片危機”。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
費市場，有超過3500 萬人吸食毒品。從族群上看，超過八成的阿片類藥物濫用者是非拉
丁裔中下層白人。2016 年美國因濫用毒品而死亡的人數達到6.36 萬，平均每天約為174
人，這一數字超過了交通事故的致死人數，濫用毒品成為美國人最主要的致死原因。美國
禁毒署認為阿片類藥物的威脅已經達到了疫病程度，並且毫無緩解的跡象，已經影響到了
美國大部分地區。
而釀成上述危機的毒品之中約有70%來自墨西哥，每年墨西哥毒販經邊境地區販賣到美國
黑市的毒品價款總額就高達2000 億美元。在嚴重的毒品危機之下，白人紛紛支持修建美
墨邊境牆以加強毒品打擊力度。川普提議修建邊境牆，正是戳中了南部中下層白人的福利
被侵占和安全被威脅的”痛點。
另外，美國中下層白人當前正在經歷多重危機，易將自身困境遷怒於非法移民。盡管美國
經濟學界的大量實證研究已經證明，非法移民由於文化素質低只能從事技術含量低、工作
環境差、勞動報酬低的工作而對白人藍領工人的工作崗位和工資水平影響很小， 而且外
來移民和自由貿易等全球化現象能提升世界各國的總體福利水平，但外來移民仍然會損害
一些國家和這些國家內部部分群體的利益。美國傳統制造業等產業的衰落致使中下層白人
蒙受了嚴重的經濟損失，他們因失業、收入下降等形成的”受害者心理”，極易使他們遷
怒於非法移民等”外來者”。
以拉美裔為代表的美國少數族裔人口的高速增長，導致美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顯著變化
，白人的比例不斷下降，少數族裔在社會各階層，包括高校、高端行業就業的人數越來越
多，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基督教新教主流文化受到了擠壓。根據皮尤的研究報告，到2020
年大選時，拉美裔選民將占到美國所有選民的13%，略高於非洲裔選民，首次成為最大的
少數族裔選民群體。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預測，拉美裔人口將從現在的4700 萬增
長三倍到1.33 億，他們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15%增長到30%。屆時，拉美裔將成為絕對多
數族裔，而歐洲裔白人則將成為少數族裔。塞繆爾·亨廷頓多年前所擔憂的美國南部拉美
裔化、白人出現認同危機和美國國民特性受到挑戰等問題正在成為現實。
福山認為，在意識形態光譜中，身份政治成為觀察大多數社會現象的棱鏡。他指出，基於
國家、民族、宗教、派別、種族及性別等更為狹隘的認同形式日益占據上風，因此導致了
反移民的民粹主義、白人種族主義、身份自由主義等思想潮流的興起。特別是歐巴馬執政
期間，民主黨更多地從族裔身份政治和政黨選舉利益而非國家治理績效出發來處理問題。
為了得到移民和少數族裔等民主黨基本選民的支持，民主黨執政時實施了一系列有利於少
數族裔和多元群體的社會政策，例如：寬鬆的移民改革政策、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等福利政
策，以及支持墮胎和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等。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確”運動也令白人普遍感
到其言論自由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中下層白人普遍認為自己是”逆向歧視”的受害者，是”被遺忘的群體”。右翼的白人種
族主義者甚至借用左翼身份政治的話語和框架來強調整個社會對白人的遭遇和苦難的忽視
，他們要求打破造成上述情形的社會和政治框架，特別是要抵消媒體和政治建制派的影響
。中下層白人群體認為以民主黨為核心的政治精英提升了少數族裔的身份認同和社會經濟
地位，卻忽略了中下層白人的身份認同和社會經濟利益。福山強調指出，民粹色彩的民族
主義產生的根源在於人們對身份認同的需求而非經濟動機，因此僅僅使用經濟手段無法滿
足人們的需求。事實上，經濟狀況惡化、貧富差距加大、階層固化、毒品藥物濫用、家庭
破碎等社會現象正無差別地出現在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中，這加劇了他們的憤怒情緒。正
是由於敏銳地捕捉到中下層白人強烈的”反非法移民”訴求，川普才在邊境牆議題上毫不
妥協，一直表現出強硬姿態，並不斷地”加倍下注”。
邊境牆和非法移民議題被嚴重地政治化，超越了非法移民治理的範疇。川普及其支持者與
民主黨的反對者在邊境安全議題上不僅存在對立的意識形態分歧，而且邊境牆甚至成為象
征政治的標志。象征政治已經超越了現實政治之爭而上升為榮譽和身份的理念之爭。象征
政治缺乏現實政治中的妥協精神，難以擺脫零和思維。雙方的任何妥協，都被不同的陣營
認為是對方的失敗。修建邊境牆的議題成為關乎川普政治生命，甚至是兩黨2020 年大選
結果的關鍵性議題，而民主黨也僅能依靠徹底否決或抵制川普就邊境牆問題做出的所有決
策，來維持自己的選民基本盤。
當川普利用邊境牆和非法移民議題討好中下層白人鐵桿選民時，民主黨將選票的重點寄予
了具有少數族裔、女性、年輕人三個身份標簽的群體。當政黨的政治動員以性別、種族、
族裔、來源地等身份標簽為分野時，為維持關鍵的支持，政黨僅能推進符合該群體利益的
政策議程，造成它們的集體行動困難，無法有效地整合共同利益，美國的政治生態因此從
極化走向碎片化和部落化，全社會的政治共識更加稀缺。
非法移民治理議題落入了選舉政治的陷阱之中。川普通過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繞開國會籌集
資金，誓言將修建邊境牆的計劃堅持到底，從而鞏固其鐵桿選民的支持率，這既是對其
2016 年大選核心承諾的兌現，也是對2020 年總統大選的政治動員。但由於川普利用邊境
牆和非法移民議題進行選舉動員的策略的效用正在不斷地下降，所以實際上他這樣做也是
對2020 年爭取總統連任的政治冒險。
一方面，邊境牆和非法移民議題的動員效果在空間地域和時間上存在局限性，對部分關鍵
選民群體缺乏強有力的動員效果。作為川普選民聯盟的核心群體之一的”鐵銹帶”地區的
白人藍領的關注點是希望川普將工作機會帶回美國。政治分析專家珍妮弗·達菲
(Jennifer E.Duffy)認為非法移民議題在新英格蘭等地區缺乏選舉動員的效果，特普朗無
法繼續依靠非法移民的議題在密西根、威斯康辛、佛羅里達、賓夕法尼亞等州勝選。而注
重經濟復蘇的白人藍領群體對川普的支持是機會主義的，僅靠渲染非法移民侵占其利益並
轉移矛盾無法完全籠絡住該群體。
此外，作為美國”中堅力量”的中下層白人選民群體的比例在不斷萎縮，無法維持長久的
多數。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數據，2012 年非拉丁裔白人選民比2008 年減少了200 萬人
。從長遠看，白人藍領選民人數日漸萎縮的趨勢不可逆轉，他們對美國政治選舉的影響力
也在總體上呈下降趨勢。
另一方面，盡管少數族裔中富裕和保守的群體可能支持川普，但川普長期堅持的白人種族
主義言論和零容忍的非法移民政策必然使少數族裔及移民群體更加疏遠共和黨。”骨肉分
離”風波嚴重地沖擊了中間選民，特別是女性和拉丁裔選民對共和黨和川普的支持意願，
這也成為共和黨在2018 年中期選舉中失去眾議院多數黨地位的原因之一。
從當前國會的情勢來看，反對邊境牆議案的議員難以形成對川普否決的決議進行否決的多
數。川普認為修建邊境牆以應對邊境上的非法移民和”阿片危機”，保衛邊境安全是其行
使緊急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且由於川普提議的邊境牆建設僅僅針對侵犯了美國法律和主權
的非法入境行為，所以反對者很難通過司法訴訟阻礙它生效，只能在效用和預算方面進行
抵制和限制。如果府會的爭執最終訴諸於最高法院，時下保守派法官占優勢的最高法院在
司法能動主義退縮的大背景下很難做出有利於非法移民的判決，美國社會中體恤弱者的道
德感將再次被蒙上陰影。
事實上，就邊境牆和非法移民議題本身而言，兩黨之間存在一定的妥協空間。例如，
2013 年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也曾通過兩黨一致支持的議案，內容包括為1100 萬非法移民
提供合法化路徑、修建和完善邊境牆、改革移民工作簽證制度，等等，但由於共和黨控制
的眾議院拒絕就此議案進行投票而無果而終。由此可見，並不是所有的民主黨人都一味地
反對修建邊境牆。同樣，也有共和黨溫和派議員反對建牆。如若兩黨議員放棄一黨私利，
尋找妥協空間，雙方是可以在有關非法移民的問題上達成部分共識的。例如，雙方可以將
修建邊境牆與諸如歸化”追夢人”、打擊毒品和暴力犯罪等具有共識的議題進行掛鉤，尋
求利益交換從而達成妥協。
結語
府會間針對邊境牆的”否決政治”僵局還在持續。在美國的分權制衡體制下，在圍繞憲法
權力的鬥爭中，川普與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誰都不會輕易讓步，這歸根結底是
美國政治制度與生俱來的缺陷造成的。亨廷頓和福山都認為美國的權力與其說是按功能劃
分，不如說是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部門復制，這導致各分支之間周期性的權力爭奪，
以及哪個部門應占支配地位的沖突。好的政治體制應該減少潛在的極端化，鼓勵代表多數
利益的政治方案出台。但當極端化碰上麥迪遜式的制衡政治體制時，後果尤其具有毀滅性
。邊境牆僵局是民粹主義籠罩之下美國政治衰敗的突出表現，它進一步削弱了美國政治制
度的公信力。
邊境牆議題所導致的歷史上最長的政府關門危機，以及頗具爭議的”國家緊急狀態”，使
聯邦政府所肩負的道德責任和它所承擔的解決政治危機、調節社會群體利益沖突的主要憲
政功能進一步減弱了。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並非罕見，但川普通過國家緊急狀態挑戰國會業
已否決的邊境牆撥款方案，並對國會的否決進行再否決，不僅加劇了府會間的矛盾，持續
擴大了黨派之間的對立，而且也對美國憲政制衡制度構成了挑戰。耶魯大學憲法學教授布
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認為，”國家緊急狀態”是對美國憲法的一種根本威脅，
總統可以在片刻之間實現對現狀的革命，而無需按照分權體制的標準運作所要求的動員式
審議和決策的多年過程(來行事)，這種特殊的”正當性範式”從根本上粉碎了憲法的原則
。
美國過去一直是自由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承載者，無論是約翰·杜威(John Dewey)還是倫道
夫·伯恩(Randolph Bourne)都鼓勵美國秉持多元文化主義與世界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
，美國形成了支持移民和反種族主義運動的高潮。
盡管《1965 年外來移民與國籍法(修正案)》廢除了帶有歧視色彩的種族來源限額制度，
充分地考慮了人權，以及其他國家的需要，然而這部法律實施後美國也出現了立法者未能
預料的情形，即大量湧入的拉美裔移民改變了美國移民的總體數量和結構。當白人占總人
口的比重出現下降的時候，人們對於原先同質化的社會變得多樣化感到恐懼，逐漸開始消
極地看待多元文化。大量白人之外的族裔的湧入，導致白人身份認同處於分崩離析的狀態
。這種狀態引發的焦慮和具有反移民傾向的總統川普之間存在相互增強的共生關系。
非法移民和邊境牆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風向的監測儀。伴隨著川普上台
，這一議題也成為開啟美國社會新一輪保守主義大周期的重要標志。美國移民局網站的部
門使命聲明中已經刪除了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的陳述。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艾明
如(Mae M.Ngai)還原美國作為移民國家的歷史時，發現了美國人對邊境管控問題的微妙立
場：美國人整體上對移民的態度並不堅決，而是矛盾重重，他們既想牢牢把握住對邊境的
控制，又對大規模的移民遣返猶豫不決。美國邊境開放與移民政策的歷史，呈現出在嚴格
執行法律和非法移民合法化之間來回變動的規律。要打破這種循環，應該轉變思路，讓移
民改革建立在對人權與人類共同利益的關注上，從而制定出更周到、更富有彈性的政策，
使美國的移民政策獲得更持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