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六四30週年：美國外交官的「艱難抉擇」
新聞來源: https://is.gd/yg2tNY
1989年6月3日晚，一陣砰砰槍聲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靜，聞者的心臟無不砰砰加速
。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一隊人員飛奔到使館大樓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帳篷露營、一臉驚詫的
孩子們轉移到室內內。「完全出於巧合，當晚使館計畫了一項向使館人員家屬開放的童軍
活動，」當年的使館政治部官員祈錦慕（James Keith）對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學習野外
生存技巧的活動，竟差點變成了生死存亡的體驗。
次日，使館外再次響起砰砰聲，但 這次並非槍聲，而是抗議學生慌忙逃離廣場、趕到美
使館要求避難的敲門聲。時隔三十年，當時的情景在祈錦慕腦海中依然歷歷在目。經過諸
多考量，使館最終決定將這些學生拒之門外。「對於我來說，這是八九學運期間一連串艱
難抉擇中最難的一個，」祈錦慕說。
「艱難抉擇」
「八九」學生運動，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學生的悼念行動逐漸發展為表達
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反對腐敗，控制通貨膨脹與失業問題等的訴求。持續近兩個月，席
捲全國學運，終結於軍人的武力血腥清場。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槍聲與喧嘩聲響徹北
京城。從此，「六四」這個原本平凡無奇的日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節點，至今在
中國大陸仍然是不可言說的敏感詞。
在六四屠殺後，當抗議學生來到美國大使館門口要求避難時，使館決定不予收容。
「我們嘗試向他們解釋，使館猶如汪洋中的一個小島，如果我們讓他們進門，這並非一個
長期的解決方法，最終可能還是要把他們交出來，對他們來說是更大的風險。」
祈錦慕說，出於人道主義美國應該幫助這些學生，但鑑於學生和使館面臨的風險，使館沒
有這樣做。「如果使館被當做反擊目標，對中美關係的長期影響將很大。」
1989年是祈錦慕31年職業外交官生涯的頭幾年，其後，他成為美國國務院與白宮的對華政
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國事務的的副助理國務卿和國安會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勵之一家。祈錦慕解釋說，他有受到特殊保護的必要。
方勵之被六四學生領袖稱為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啟蒙者，當年則被當局稱為幕後黑手。老
布什總統1989年2月訪問中國時，曾邀請方勵之夫婦赴宴，但他們在路上被警察攔下。六
四之後，方勵之夫婦與次子在使館內避難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許下離境。
學運被鎮壓後，美國一邊強烈譴責暴力、斷絶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另一邊先後派出兩位特
使訪華，維繫中美關係。在一年後，美國無條件延續了中國享有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老布
什政府在六四後的對華政策因此被批評過於軟弱。
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員施大偉（David Shear）說，六四之後，美國本可以更多地向
中國施壓和實施制裁。「制裁可以維持更久，或是對最惠國待遇增加附加條件。」當年，
施大偉是使館政治部的二秘，負責匯報中國內政。之後，他曾擔任美國駐越南大使，在奧
巴馬時期是國防部亞太事務助理部長。
祈錦慕則指出，當時擺在美國面前，是短期和長期國家利益的衝突。美國一方面要譴責北
京的暴行、捍衛人權的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後如何跟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中國
相處，才能持續對華施加影響。
「中國不會消失，我們需要找到跟中國交流的方法，」 祈錦慕說，「每個國家都只能找
個不完美的平衡。
「我們全變成了中國政治記者」
施大偉說他當時幾乎每天都在北京街頭，近距離觀察抗議。
「使館人員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個春天，沒有人在做他們的日常工作，」祈錦慕回憶說
，「我們漸漸全都變成了報導中國政治的記者，騎著自行車在北京街頭採訪。」
「當時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請求是合理的，政府不會鎮壓他們，」祈錦慕回憶說。
施大偉兩度跟隨抗議學生從北京大學一路遊行至廣場，過程中採訪他們：為什麼上街？你
的朋友們也參與抗議嗎？你的家人支持你嗎？你覺得會達到什麼成果？
「我謹慎小心地選擇採訪對象，確保對方知道我是美國外交官，從而能權衡利弊決定是否
與我交流。」施大偉有意與學生領袖保持距離，避免製造美國大使館與學生領袖合謀的誤
解。「我不想增加他們的風險。」
從諸多採訪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學生要求共產黨的執政更透明、民主，「我並不感覺到
他們想要推翻共產黨的政權。」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偉都在街頭收集情報。到了3日下午，他決定返回使館歇息一
下。在使館區附近的建國門外，一隊武裝解放軍出現在他眼前，他意識到，在這樣一觸即
發的情勢下，補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偉和祈錦慕都身在使館內，一方面，幾乎不間斷地向華盛頓報告更
新信息；另一方面，與還在外頭的同事保持聯繫。
是否允許使館人員在外面繼續觀察，是當時的另外一個艱難抉擇。
「就像記者一樣，我們需要目擊現場，我們又要保護他們的安全，」祈錦慕說。最終讓部
分人員留在街頭，但與使館保有緊密聯繫。
「大使請不執行報告工作的使館人員留在家中。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使館人員會告知他們
遇到的美國人盡快離開。」4日凌晨3點，使館發出的外交電報寫道。
使館人員和新聞記者在街頭目睹的血腥場景，被記錄在4日早上6時發出的外交電報中，第
一時間回報給華盛頓。「我們沒有死傷者的確切數字……我們預期最終死傷人數將很高。
」
在6月4日天亮後，使館人員根據美國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記，在北京街頭找到他們，協助其
前往機場，轉移了數百名美國人。
這些美國僑民「震驚、沮喪、失望，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般地步，」施大偉說。
這兩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籲美國人離境、疏散使館家屬，或許會更明智的決定，但
在當時並非簡單的決斷。
6月7日，美國駐華使館家屬樓遭遇槍擊。
「我們聽見了槍聲，但是不知道子彈從哪來的，」祈錦慕記得，當時他正在使館區大樓開
會，聽到槍響後趕緊跑到臨近另一座大樓。霎時間，外交官們人心惶惶，擔憂家人的安危
。
後來證實，沒有使館人員及家屬中彈，但其中不乏驚險的場景。子彈從一個站在窗邊的外
交官頭上呼嘯而過，還有的差點擊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員傷亡，估計將是後
果不堪設想的外交風波。幾天後，大使李潔明命令使館人員家屬撤離。
「如果共產黨被逼到牆角……」
根據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外交密電，在四月中旬，美國的判斷是中共領導層會按兵不動，
靜待學生運動散去。
1989年4月19日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出的報告稱：「我們相信，領導層作出了策略性地決
定，只要學生們不訴諸暴力、不直接攻擊黨，將允許學生們在廣場宣洩情緒。」
電報還寫道，中國領導層可能希望遊行學生最終耗盡精力、退出運動。這封電報的署名是
時任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該職位數日後由李潔明接任。但BBC沒能獨立證明
這些密電的真實性。
「我們原不認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著中國的不穩定性會增加，但很明顯，在胡去世之
後，學生們抓住葬禮的機會來表達他們對政策發展方向的不滿，」施大偉回憶說。
隨著運動的推進，美國外交官拼湊蛛絲馬跡，儘管還有許多摸不清的細節，一個基本結論
越來越明晰：中共高層存在權力鬥爭，武力鎮壓的選項真實存在。
「國際觀察者的共識是，這（抗議運動）不是中共會容忍的事，這不會有一個好結果，」
祈錦慕說，「讓我們震驚的是運動持續了很久，發展得很深入，我們本以為它會更早行動
。」
發表在《人民日報》、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426」社論，揭露內部鬥爭
的冰山一角。
「這篇社論是一個強烈信號：黨領導層內部出現不穩，」施大偉說。到了四月底，使館的
判斷是：如果抗議持續、共產黨覺得自己被逼到牆角，他們會使用暴力鎮壓。
5月15日，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抗議者當時佔領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門，
還試圖攔截車隊。
「戈爾巴喬夫到訪時，當局無法在人民大會堂接待他，很明顯對北京來說是一個國際性的
恥辱。」祈錦慕看來，戈氏的訪問是學潮的重要轉折點，政府決心要奪回對北京街頭的控
制。
5月19日，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勸說學生離場。5月20日，北京開始實施戒嚴。使館
發出的外交電報指出，《人民日報》頭版出現了趙紫陽的照片、使用了趙作為黨總書記的
官方頭銜，還有報導暗示戒嚴未能控制北京局勢，說明李鵬一派還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館發出的電報寫道，10到15萬穿有防護裝備的武裝軍人進入北京，緊張氣
氛躍然紙上。
「大量有防護裝備的軍人攜帶著自動武器，這意味著使用武力的選項是真實存在的。」
「我不認為美國當年能阻止暴力鎮壓」
六四鎮壓之前，美國大使館官員把工作重點放在街頭採訪的一大原因是，使館與中國政府
的溝通渠道已形同虛設。
「政府聯繫人能告訴我們的事情越來越少，」祈錦慕說，外交部資深官員也並不清楚中共
高層的具體權力鬥爭，當時外交部的運作並不正常，沒人辦公，甚至連大門都是關著的。
「連靠近門口都沒辦法，外面有森嚴的守衛。」
維基解密公開了兩則1989年5月22日發自美國駐華使館的通訊，其中描述了當時北京街頭
的景象。
解放軍未見蹤影，示威人群中瀰漫著勝利的氣氛。「學生們渴望與外國人交談，三名學生
分別對（美國使館）政治部官員表示，美國對學生的支持不夠強烈，他們對此感到失望，
」外交電報寫道。
祈錦慕和施大偉說，美國使館從未停止向中國外交部表達對訴諸暴力的憂慮，直在6月3日
晚上，還嘗試與外交部官員接觸。而在華盛頓，美方也向當時訪美的人大委員長萬里清楚
表達這一態度。
共產黨高層情勢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國的警告對中共影響甚微……兩名
前駐華外交官在回顧六四前美國的決策時，不約而同地表示。
「我不認為美國當年能阻止暴力鎮壓，」施大偉說，「我們盡了最大努力。」他說，在鎮
壓前後，總統老布什和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確表達過暴力鎮壓對中美
關係的嚴重後果。
「這不是美方警告不夠強烈的問題。而是當時這些話根本沒有聽眾，中國整個政治機器都
向外人關閉了。」 祈錦慕說：「這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國的意見不會起任何作用。
」
六四體現共產黨對穩定的訴求「堅決而殘酷」
在1989年夏天，美國駐華使館正值人員輪換之際，施大偉和祈錦慕後來都相繼離開了北京
。直至奧巴馬政府期間，兩人一直活躍在美國亞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擊六四的經歷，如何塑造了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我不認為六四改變了我的判斷，只是加強了我對中國的認知，」祈錦慕說，中國共產黨
對穩定的訴求是「堅決而殘酷的」，並且不會執行蘇聯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國只
會開放足夠的程度，以獲取經濟增長。而市場經濟與威權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續。
施大偉說，共產黨比他此前想像得更有韌性，可以挺過六四後而繼續掌權。
「我從不相信共產黨會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權力，」施大偉也說，六四加強了他對中國
共產黨「不自由」的一貫認知。「我從來都不相信，只要中國更融入國際體系，就能變成
民主國家。」
時隔三十年，施大偉仍然清晰記得一個場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豎起與自由女神像相似的
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門廣場，留意到最明顯的變化是：監控鏡頭變多了。它們
時刻提醒著人們，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控。中共不容許六四在此重演，民主與自由仍然
未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