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guancha.cn/DanielZiblatt/2018_06_27_461640_s.shtml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的民主制度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本文是採訪者同《民主
是如何死亡的》（How Democracies Die）的作者進行的對話問答。
《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書的兩位作者丹尼爾·茲比拉天（Daniel Ziblatt）與史蒂夫·
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在民主領域研究頗有建樹，本書深刻揭示了民主制度在世
界範圍內的發展與衰落，引人深思。
該文章指出，美國目前處在一段需要警惕的歷史時期，川普是一位獨特的前所未有的總統
，他不停地打破規則，衝擊著包括但不僅限於民主制度的美國基本制度。在應對川普參選
的過程中，政黨的把關制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而現在，需要大多數人結成更廣泛的同
盟來應對川普帶來的危險。】
本文是同《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書的作者丹尼爾·茲比拉天與史蒂夫·列維茨基進行的
對話。
問：在對其他國家民主“死亡”的情況做了20年研究後，是否有一個特殊時刻使你意識到
需要將注意力轉向美國？
答：在2015年，我們都開始有一種怪誕的感覺，似曾相識。令人心驚。最初只是低低的躁
動——在聽到候選人指責競爭對手不忠，抨擊媒體，或是通過煽動暴力讓群體陷入狂亂時
。在整個2015-2016年的總統大選過程中，我們擔憂，並同他人討論著這些躁動。隨著唐
納德·川普的當選，對我們而言，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共和黨建制派在面對蠱惑
人心的政客帶來的混亂時似乎完全沒有作用。
我們認為，陰雲正在聚集，罪惡正在醞釀。煽動者執掌政黨成為主流的情況在兩次世界大
戰之間在歐洲大陸上也在發生；趁著建制派政治家認為能夠遏制外部叛亂分子、處理叛亂
分子的時機，類似的事情也在拉丁美洲發生著。我們知道這些是敵意接管，都是壞事發生
的前兆，無論是否得到機會主義、膽小怯懦或是心存畏懼的建制派的允許。在2016年總統
競選的最後階段，候選人唐納德·川普拒絕承諾他會尊重選舉結果，讓我們意識到了我們
正處在新的危機之中。
問：你寫到了民主國家在選擇受歡迎的候選人和排除極端主義的煽動者的雙重目標之間的
挑戰。美國政黨應當如何平衡該目標？
答：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我們是積極的民主的倡導者，但我們不指望政黨選擇他們進入
政治系統的候選人時使用的特定方式是民主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民主的過程中中，
包括美國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政黨的內部人員在選擇候選人中扮演重要角色 。以前所謂
的黨團秘密會議，儘管乍一看是對民主的攻訐，但有一個優點：它在將極端主義的煽動者
排除出黨的候選人名單時起到了重要作用。
無論是在過去的美國還是今天其他穩定的民主國家，政黨領袖都是厭惡風險的：他們努力
尋找能夠獲勝的候選人，這通常意味著讓煽動者遠離權力。當然，黨團秘密會議作為一種
精英事務的運作方式也有理由被指責。這是民主核心的循環張力：維持民主要求我們在民
主競爭開始前就控制候選人的選拔，一定程度上從政黨領導人的選擇中開始。這多少有點
矛盾，但我們相信，在選拔政黨候選人時，民主長期的可行性要求將大眾喜愛與政黨領袖
的選拔把關機制結合起來。
問：此前，美國已經有一些廣為人知的煽動型政客，比如查爾斯·林德伯格，約瑟夫·麥
卡錫和喬治·華萊士，但他們都沒有成為總統。2016年的美國有什麼不同使一位民粹主義
的局外人獲得了最終勝利？
答：這些是選拔把關機制如何發揮作用的良好範式。1972年以前，在美國，政黨內部選出
的官員可以補充選民的意願，甚至否決黨內選民的想法。這就是為什麼過去黨代會如此重
要的原因：在大會上確定政黨領袖，內部支持的候選人總是當選。這是一種“同業互查”
過程，最瞭解候選人的人們來選擇被提名者。1968年的民主黨全國黨代會標誌著一個重大
轉折，民主黨組織使國家初選具有了約束力。不管怎樣，這將權力移向了政黨的普通成員
。
問：我們的社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使得政黨的把關機制不再有效？
答：各種因素結合的完美風暴戲劇性地拉開了提名過程的大幕，其時影響尚並不明顯，即
使在1972年後的初選中，許多分析者也是在政黨領袖仍然能夠在候選人選擇中施加重要影
響的立場下討論“看不見的初選”。內部的控制系統仍然支持政黨的內部成員——從沃爾
特·蒙代爾到約翰·克里，再到喬治·布什——這些人通常打敗了外部的挑戰者。但在過
去的幾年中，該系統正在衰落。
基於兩個主要原因，政黨的把關機制已經成為曾經的他們的掣肘。一個是外部資金可用性
的急劇增加，動搖了政黨領袖的權柄。另一個是獨立媒體的迅速興起，尤其是有線新聞和
社交媒體。現在，有足夠的錢和媒體渠道，候選人就可以繞開“看不見的初選”。共和黨
，更甚於民主黨，已經被這些趨勢深刻的影響，把關機制已經不起作用。終有一天，外部
人員能夠贏得提名的機會已經存在；而2016年，發生的條件最終成熟。
獨立媒體迅速興起（圖/視覺中國）
問：您已經進行了一項“石蕊實驗”，能夠在他們取得權力前來分辨其是否是獨裁者。這
個實驗包括哪四個行動警告信號，有哪些是川普顯現出來的，甚至在他就任前就已經初露
端倪？
答：這實際是說一些政治家在他們正式上任之前就會公佈施政意圖。在一項由傑出的政治
學家胡安·林茲稱為“石蕊實驗”的實驗中，檢測結果如果為積極，則說明檢測對象有獨
裁主義傾向。我們進一步地發展了該框架，提出了四個警告信號，民主國家的所有公民都
應該看看他們的政治領袖在競選中是否具有這些信號。如果一個候選人的檢測結果在該實
驗的所有部分都較積極，我們應當感到不安。
第一個指標是，如果一個政治家在行動或言語上，似乎要否定競選的民主規則；第二點是
看他們是否否認他們對手的合法性；第三點是他們是否表現出容忍甚至鼓勵暴力的傾向；
最後一點，如果政治家表現出剝奪他們反對者，也包括媒體的公民自由的意願，我們應當
有所警惕。
我們發現在一些國家裡，其候選人經常呈現以上的狀態；所幸這在美國極少出現。在過去
的一個世紀裡，除了理查德·尼克松這個例外，沒有一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符合過上
述四條中的任何一條。然而，唐納德·川普，在他的競選過程中，在四項指標表現上都很
積極。
問：難道不是因為煽動者們口無遮攔嗎？為什麼我們應該擔心極端分子的修辭或者在
Twitter上的發洩？
答：基於以下幾個原因我們認為這些言論應當被審慎對待。
首先，在我們對世界範圍內的煽動者的研究中發現，語言經常與行動具有一致性。在秘魯
，阿爾韋托·滕森作為候選人時在競選中就反對精英，當他執政後，他在憤怒下採取了行
動。雨果·查韋斯在委內瑞拉也做了同樣的事。而且，語言反映了沒有成文化的規則和行
動。當突破禁忌給候選人帶來了選舉成功的結果時，規範就變得支離破碎，其他的煽動性
的政客也會效仿而成為規則的破壞者。
規則的破壞的情況蔓延開來，這十分危險。當一個政治家在恐嚇媒體時收穫了掌聲，其他
態度相似的政客會採取相同的行動。這樣，由已經普遍接受的規則所維繫的政治系統就會
遭到打擊。但不止於此。正如語言會變得更極端一樣，煽動者的反對者們會更加擔心，不
得不回應這種局面。針鋒相對的極端主義無法消解。結果必然走向悲劇。
問：美國憲法是現代歷史上最受尊敬和備受模仿的文件。是否只要它繼續存在，我們的民
主體制就是安全的？
答：我們必須記住一些關於我們的憲政體制至關重要的事情：憲法至始至終不過是一張紙
。並沒有自我執行力。作為書面固定下來的規則，在我們的歷史中，憲法之所以能發揮良
好的作用不僅是因為羊皮紙上的文字，更是因為政治家和公民們持之以恆的用行動踐行著
這些規則。
從唐納德·川普就任以來，關於規則和破壞規則的情況需要探討。但就這些討論而言，評
論員們經常難以找到對我們的民主最為重要的規則。我們認為有兩條規則在美國的政治系
統中格外重要。第一條是“互相容忍”（mutual toleration）——不將政治上的競爭對
手視為存在的敵人，而是同樣忠誠的美國人。第二條是“忍耐”(forbearance)或者說克
制(restraint)——強調領導人不要沉迷於玩弄權術、利用所獲得的法律權力來摧毀其競
爭者。
想想這個例子：從完全的法律視角上看，彈劾總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需要眾議院的簡
單多數。開除一個總統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的人的同意。但這些事情在美國的政治中很少
發生，這是好事：如果每當我們與總統意見不一時就試圖彈劾他，美國的民主不會持續這
麼長時間。但很少動用彈劾機制並不是因為憲法，或者說不是因為憲法讓這件事變得難以
實現；而是美國的政治家們長期恪守著一個信條，即在使用這項強有力的武器時要保持十
分克制，只在極少數非常例外的情況下採用。
誠然，的確有彈劾機制啟動的時候。但考慮到啟動它的憲法條件是如此容易，唯一能夠阻
止彈劾變成一項常規的、具有極高破壞性的政治工具的理由，並不是成文憲法，而是一種
共同分享的克制規範。順便一提，彈劾在一些其他國家相當普遍。我們今天擔憂的是忍耐
克己的規範正在消亡。
問：我們已經習慣發現在世界其他地區，民主正在走下坡路，但你談到美國在南北戰爭的
重建時期也經歷過民主的坍塌。你能具體談談嗎？
答：美國第一次經歷民主的震盪是在南北戰爭期間。我們的民主在那時並不完美，事實上
內戰期間的美國，民主在三分之一的地方都無法運轉。戰爭之後，南方許多州處在戰爭規
則治理之下。後來的重建期，美國南部經歷了歷史上最誇張的去民主化的事件。
在1867年頒布了重建南方法案和廢除了基於種族的投票權限制的憲法第十五修正案後，非
裔美國人突然成為了之前南方地區投票的大多數或接近大多數。很多非裔美國人登記和參
與投票。比如，在1880年，黑人參與者在南方大部分地區超過了65%的比例。但在隨後的
24年裡，每個南方州都調整了法律——比如人口稅和識字要求——意在剝奪非裔美國人的
公民權。截至1912年，南方的黑人參與者已經驟減到2%的比例以下。
非裔美國人完全被剝奪了公民權，這是完全的反民主的舉動。由於黑人公民是共和黨的主
力軍，他們被剝奪了公民權大大削減了共和黨在南方的選舉基礎，這促成了民主黨的一黨
統治。換句話說，在19世紀末期，美國南方被獨裁主義統治，並且在之後的近一個世紀裡
維持著獨裁。
問：什麼時候美國開始真的認為“政治是一場戰爭（politics as warfare）？
答：這是一個漸進的螺旋式發展的過程，隨著時間的經過而愈演愈烈。但“政治是一場戰
爭”說法的流行似乎是在上世紀90年代前期，紐特·金裡奇取代了鮑勃·米歇爾成為眾議
院的共和黨領袖時提出——後來1995年金裡奇帶領共和黨成功取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在
金裡奇和他的同盟的努力下，眾議院的共和黨人接受了“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態度，包
括使用像政府關門的策略，甚至將彈劾總統的方式作為政黨武器。
問：您認為在美國，宗族和宗教的重新構建以及經濟不平等的擴大是推動政治極化的主要
動力。能具體解釋這一點嗎？
答：早在19世紀，學者們已經證明了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極化之間存在相關關係。自1970年
以來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金融改革的缺位，顯然是將共和黨向右推的因素之一。
我們的政黨系統中還有一個劇烈的變化：美國的選民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變得越來越多樣
化，非裔美國人最終在南方得到了完整的投票權，拉丁美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的群體也因移
民而擴大。所以選民中非白人的比例迅速增加。這些新的選民大多成了民主黨人，而南方
的白人則從民主黨倒向共和黨。同時，福音派的基督徒從1980年開始向共和黨靠攏。然而
半個世紀以前，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是白人和新教徒，現在種族和宗教使政黨分化。這
至關重要。
政黨的分歧不僅在稅收和開支上，現在也包括我們的自我認同和文化。關鍵是共和黨已經
變成了信奉新教的白人的大本營——一個主要在衰退的族群。這是政黨激進化的潛在原因
。面對日益增長的多樣化人群和種族平等的情況，長期處在美國社會結構的金字塔尖的信
仰新教的白人，正在失去他們的統治地位。許多人感到他們的國家正在遠離他們，同時對
經濟機會感到失望，我們可以在一些諸如茶黨的運動中看到怒火和極端主義。這一點以及
政黨的領導層對自身基礎的控制的解體，不幸地將共和黨推向了極端主義。
問：在《民主是如何死亡的》一書中，您討論了選舉出的獨裁者鞏固權力的幾種方法。有
哪些是川普試圖採用的？
答：環顧整個世界，我們將選舉出的獨裁主義者通常使用的策略分為三類，令人憂懼的是
川普都在採用。
第一是把握裁判者，即是指獲得法院和主要調查、監管和執法機構的控制權。第二是削弱
關鍵的參與者——比如媒體所有者，富人群體，反對派政治家，或者重要的文化領袖——
他們能夠團結公共反對意見。通過收購他們或者使用“法律”手段，比如稅務審計或者腐
敗調查來恐嚇他們，令他們默不作聲。第三個手段能夠一勞永逸地削弱或者損害反對派，
重新制定遊戲規則——比如憲法和選舉的規則。
川普已經實施了全部的三種策略：第一種方法，比如他解僱了詹姆斯·寇梅（James
Comey）；他對媒體的指責是第二個策略的例子；試圖給競選者施加更嚴格的限制是第三
個措施的體現。但目前為止，他的大多數威脅還沒實現，法院和地方政府牽制了他。
問：您認為是否有和川普比較相似的外國領導人，以前的或者在任的？
答：沒有，川普獨具一格，融合了三種重要特質：第一，他是一個富有的政治外圍者，像
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和泰國的塔克辛；第二，他有明確的獨裁主義傾向，像厄瓜多爾的科
雷亞和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第三，就個人性格，他非常不適合從政。幾乎沒有其他領導人
同時具有這三種特點。
問：川普政權執行的政策中哪一項最反民主？
答：可能是在整個選舉過程中創立了總統誠實選舉委員會（Presidenti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Election Integrity）。
該委員會是建立在一個虛構的事實之上：選舉的詭計遍佈美國。其早期的活動說明該委員
會的目標是通過清除選民名單和推進嚴格限制選民身份的法律來抑制投票。該舉措使得人
們登記和投票更為困難，直擊民主黨的心臟，開歷史的倒車，回到了利用人口稅、文化水
平測驗和其他方式限制南方的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的時代。嚴格選民身份的法律已經被證
明對低收入和少數族裔的投票者產生了影響，這些人主要是民主黨支持者，所以整個競選
的賽場向共和黨傾斜。這是非常危險的措施。
問：川普剩餘的執政期內，什麼將決定民主的命運？
答：依賴於共和黨的行動。大多數共和黨領導人似乎都知道川普相當不適合從政，他們本
應通過更有力的方式來阻止他的選舉，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現在共和黨同時控制了參眾兩
院。他們可以利用其多數優勢通過川普的立法議程，包庇他免於調查或彈劾，或者他們可
以以此來審查他的權力，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罷免他。
到目前為止，除去少部分共和黨的政治家外，他們大部分已經退休，幾乎沒有共和黨人有
意公開說出他們都確信的一點：皇帝沒穿衣服。恐懼和投機主義壓倒了我們國家的防禦機
制和民主制度。當然，會發生什麼同樣取決於民主黨拉攏更廣泛同盟來贏得選舉的能力。
遏制當前政府造成的損害的最可靠方法是反對黨在2018或者2020年贏下選舉。
問：您認為什麼是今天美國的民主所面臨的最大的危機？
答：我們最大的恐懼是發生戰爭或恐怖主義襲擊，因為這種危機會給極權主義打開大門。
安全危機幾乎總是極大地促進公眾對總統的支持，往往那時國會或者司法的制度審查會暫
時中止。這導致總統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看看珍珠港事件後的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
福，或者911後的布什。不同於希特勒、普京、埃爾多安這樣的獨裁者，這些前總統表現
得相當克制，他們沒有完全利用危機來實現獨裁。川普從未表現出這樣的克制。如果總統
川普面對大規模戰爭或者地區衝突，我們擔心他會利用此種危機來攻擊他的反對者、限制
公民自由。
問：您注意到川普不是第一個攻擊政治規範的基礎的人，那麼為什麼他的行為顯得格外危
險？
答：所有的總統都會違反規範，這很常見，甚至是合理的。社會在變化，總統的規範也必
然隨之變化。吉米·卡特走下豪華轎車，在就職慶典上走上街道的時候打破了陳規。諸如
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者被選出來，因為他們使選民相信他們不是“舊有的範式”，打破規
則正是履行他們承諾的一種方式。但川普打破規則的方式對我們的民主制度是不合理的。
舉例來說，他打破規則的頻繁程度和僭越程度如此過分，已經擴大了可接受的政治行動的
邊界。過去在美國政治中不能想像的行為正變得普遍。更令人心驚的是，川普衝擊了基礎
性的準則：諸如尊重新聞界，尊重選舉結果以及不對公眾說謊這樣直接調整我們民主制度
的規則。成為數十年來第一位不養寵物的總統沒有問題，但川普違反了基本的規範，損害
了公眾對我們制度的信任，而不僅僅是民主本身。
問：您以北卡羅來納州為例，說明“沒有護欄”的政治是什麼樣的，為什麼？
答：北卡羅來納州在某種意義上是這個國家的微縮形態。它以前是紅色的（共和黨的地盤
），因為城市化的發展和增加的多樣化的人口，已經變成了紫色。面對失去統治地位的前
景，共和黨在北卡羅來納州變得偏激，就像他們在整個國家的狀態一樣。
事實上，共和黨在試圖“以任何必要的手段”避免失敗的事實，包括徹底的重劃選區，鎮
壓選民，佔領法院，以及，在2016年州長競選失敗後，在最後的議會會期中通過了一系列
措施來削弱即將到任的檢察官羅伊·庫伯的權力。這些機構制度上的詭計似乎已經變成了
北卡羅來納州政治的永久特點，這使其有點像厄瓜多爾、秘魯，或其他脆弱的民主所在地
。我們害怕這會變成國家的發展方向。
問：普通美國公民能做些什麼來拯救我們的民主危機呢？
答：問題的答案絕不是像一些評論員所說的，讓民主黨“像共和黨一樣鬥爭”；這只會加
劇民主制度的塌陷。反對川普的人必須更有力地進行鬥爭，但要在維護權利和制度的基礎
上。和平的抗議是有用的，但最終，最重要的途徑可能是制度層面的——法院、州政府，
當然還有通過選舉。因此，在2018和2020年動員投票至關重要。
但還有一些是普通美國人必須做的：嘗試建設更廣泛的聯盟來維護民主。為了確保民主的
生存，我們必須建立跨越傳統政黨路線的聯盟。對自由主義者而言，要同右派的商人，新
教的基督徒，意見不同的保守派，還有其他人聯合起來，這可能不是個讓人感到舒服的聯
盟。但僅僅是藍州的聯盟是不夠的。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也包含了妥協。但情況危急，
勢在必行。
（本文翻譯自：Gary Wills, How Democracies Die, Penguin Random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