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自由時報》報導：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昨日舉辦《見證二二八》新書發表會，包括民進黨前主席姚嘉文
及多位受難者家屬與會。」
新書邀人權攝影家潘小俠、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人權及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參與，總計
採訪拍攝二二八位受難者或遺族，受難族群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四大族群，事
件發生地點遍及台灣全島。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本身也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他的伯父陳成岳在事
件中被槍決。據陳成岳的媳婦陳賴麗卿在書中受訪指出，陳成岳出身羅東醫生世家，戰後
曾任台北縣參議員，二二八時擔任羅東地區治安委員會主委，維持地方治安，營救並安置
四十多名外省人，兩個月後卻被警察抓走，四月二十九日晚間被抓到舊蘭陽橋上槍決，滾
落橋下後，還被槍尖刺到死。
其實早在阿扁還在位時，國民黨就在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中常會裡，由黨主席馬英
九定調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但這種無稽的推論隨即引發爭論。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陳士魁二十一日時，他的伯父陳成岳當年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根本沒有「反」卻被
殺害，他曾向馬英九總統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說法，他無法接受。
陳士魁還表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張安滿去年就曾表達，不能接受國民黨定調的「官逼民
反」說，而張安滿的心情他能理解。
事實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難者當時根本沒反，也不敢反，純粹就只是在國軍清鄉時無辜被
殺。去年中樞紀念儀式到花蓮舉行時，陳士魁說他曾向馬總統當面表達，而他也相信馬總
統聽得懂他的解釋。
正如好友蔡其達說的：「可以理解受難家屬不願揹負『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順民姿態
求平反，只會稱了統治者的心願。不論二二八、白色恐怖，若永遠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人
，那麼轉型正義就只會空轉，民主、人權的根基永遠不踏實。」
當然，從歷史來看，二二八的來龍去脈，實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幾千字解釋清楚。我只好借
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題法：「先講結論，二二八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
二二八發生在二戰結束後一年多，老蔣剛從日本手上取得對台統治權，但這時兩岸之間的
發展已天差地別。不要提什麼法治、經濟、教育，就拿最基本的衛生來說吧！老蔣這麼一
個野蠻的軍閥，要統治一個相對文明的地區，悲劇就已揭開了序幕。
一八九六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日軍入台面對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結果戰死的只有一百六十
四人，但卻病死了四千六百四十二人，病死是戰死的四十倍。也就是說，病菌的戰力是全
台義民的四十倍。
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慮讓中國贖回台灣。諷刺的是台
灣的蚊蠅，竟然比反抗軍更能讓日軍懼怕。當時日軍的《征台衛生彙報》中如此描述：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
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日本治台之初，致力於衛生醫療的改善。從廣建醫衛設施到普及教育，並禁止妨礙衛生的
民俗。更透過強制的「港口檢疫」，將台灣與外來病源（主要來自中國）隔離開來。終於
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疫病。
但是戰後老蔣一「光復」台灣，政治經濟倒退也就罷了，士兵上街搭車、看戲、買東西都
不付錢也罷了，連絕跡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亂等瘟疫也都「光復」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就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前一天，台灣的《民報》社論就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已經漸漸變作不是
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
老蔣派來的接收部隊與官員，在經過殘酷的日軍統治後的台灣人眼中，簡直是一支乞丐兼
強盜的團體。
品德的低落已讓人無法忍受，個人衛生習慣更是讓人無法恭維。隨地吐痰、大小便，讓瘟
疫一發不可收拾。連台灣省政府公營的《台灣新生報》，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社論都坦
承：
「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之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
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兩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
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
從老蔣個人的昏庸自私，到兩岸發展上的落差，會出現二二八事件，絕非歷史的偶然，而
是現實的必然。
因此大家可以發現，二二八事件一等國軍登陸，只要日治時代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
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分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
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分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
名人包括：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也是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
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
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
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
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
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
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
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暨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著名律師湯德章、
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
」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
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
謀殺。
經過這場知識分子大屠殺（當然有更多平民百姓，還有些外省人也跟著陪葬），台灣人從
政的機會更少了。當然，對擁有無限權力當權者來說，屠殺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殺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