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進而去思索相關問題。
是因為我極度肚爛這個政黨，
幾乎可以說是把瓦解這個政黨在台灣的統治，視為我的畢生信念！
基於瞭解對手，是打倒敵人的第一步的想法。
這樣的戰略構想，便成了我思考研究這個議題的動力來源。
所以如果對以下的文章有興趣者，版權沒有，歡迎轉載。
一：從傳統中國的社會控制結構談起
探討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從傳統中國的社會控制結構談起？
要知道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前，台灣是典型的漢人移民社會，
過程中也被清國政府統治了二百多年。
因此要分析這個社會的底層控制結構，不能不從傳統中國的社會控制結構談起。
傳統中國的官方行政控制，是以縣為控制單元。
官方正式的統治力量，就是控制到縣這個單位。
但是要知道，＂縣＂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從縣再到統治機器底下的個人，中間其實是有很大的空白。
舉個例來說，之前我在看中研院地圖資料庫的台灣堡圖時，
看著地圖上那一大片一大片標示為農田村社的地方，心裡在想，
以當時的技術條件，對這些社會結構中，官方力量難以觸及到的地方，
是怎麼進行控制的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標準答案的，就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仕紳階級。
以國學大師錢穆為例，錢穆在＜八十憶雙親＞這本書中，
談及他年幼時對父親的印象。
錢穆的父親是秀才，錢家在當地也是望族，譜系可以上追至吳越王錢僇一支。
錢穆在書中就提到，他父親在鄉里中很有人望，
每當村人有爭執，遇事不決，或者在重大事項需要有人提供意見時，
在他父親的處理下，往往能夠一決而斷，處理好事情。
錢穆的父親，其實就是傳統中國社會中，很重要的仕紳階級典型，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人扮演的是地方的意見領袖角色。
二：國民黨在中國的社會控制，與共產黨對其的鬥爭
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政府倒台。
在國民黨史觀的教育（洗腦）下，
辛亥革命是由於國父十一次革命不屈不撓下的甜美果實。
然而比較貼近真實的情況是，孫文是扮演收割者的角色（收割的不成功）。
真正促使清政府倒台的，其實是在一連串的統治威信下降後，
發生在四川的保路運動，成為壓垮清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清政府徹底的失去了仕紳階級的信賴，最終導致垮台。
這群人轉而擁立後來的北洋政府，甚或是國民黨政府。
（當然中間的過程很複雜，並不能簡單的一筆帶過）
最重要的是，國民黨在中國的社會控制，是以基層的仕紳階級為基礎，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這些人多半是出身於農村社會的富農階級，可能家裡有幾塊地，供得起子弟唸書，
他們的職業背景，多半是軍隊的中下層軍官，基層的公務員，學校教師等
以此在社會上發揮力量。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不成功，
北伐打到一半，就發生寧漢分裂，開始進行清黨的根本原因。
國民黨的軍隊（中下軍官，仕紳子弟）在前線打仗，共產黨每到一個地方，
就開始經營底層農民，對地主進行鬥爭，搞一堆秋收暴動。
因此可以說，後來共產黨透過土地改革，爭取農村支持，
進而建立以共產黨為中心的控制體系（最底層的村書記）
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的統治基礎，消滅了國民黨原先對底層的社會控制力量。
這也是共產黨和其他地方軍閥最大的不同。
（其他地方軍閥和國民黨在底層的社會控制，並無根本差異）
這點，我相信國民黨的統治高層，對此是有清楚認識的，
這也是西安事變之前，國民黨剿共必須往死裡打的原因。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國共內戰的結果，最終國民黨敗退到台灣，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要想打倒國民黨，對於這段歷史，是要有借鑑意識的。
我想，這可能也是柯文哲對共慘黨的歷史，很有心得的原因之一。
三：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對社會控制的掌握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民黨開始把台灣納入其統治力量的掌握之中，
對於台灣這塊以漢人移民社會為主體的地方，
雖然社會結構組成的模式，和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並無太大不同，
但還是有一些根本上的差異的。
那就是台灣社會原先既有的仕紳階層，並不是為國民黨的統治力量服務的！
這些人由於其仕紳階層的背景出身，家族往往在清領時期，
或日治時期，在社會上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如二二八事件，嘉義地區仕紳階層的頭人吳文龍，王甘棠兄弟
他們在日治時期就是醫生背景，吳文龍更是戰後第一任樂生療養院的非日籍院長。
這些人和初來乍到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聯結並不深，
就他們所扮演的地方意見領袖的角色而言，用白話一點的方式說，
是不受控制的一群。
而這類型的人物，在當時的台灣社會各地都有，
也是後來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政權首要剷除的對象。
以嘉義地區為例，
二二八事件後，仕紳領袖吳文龍被拔除樂生療養院長的職務，
他弟弟王甘棠事件後，逃到中國，等風波平息後，才回到台灣，
並被迫要寫自清的切結書。
更衰的是嘉義地區的談判代表陳澄波，事件中直接被槍決。
從社會控制的角度而言，可以這麼說
國民黨對於這些既有的仕紳階層，是有目的進行迫害的。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仕紳階層，依其行為，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類人
１：對國民黨深惡痛絕，開始進行長期反抗
如後來在日本成立台灣國臨時政府的廖文毅便是此類人的代表
２：噤聲，放棄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如前述的吳文龍，王甘棠兄弟
３：與國民黨政府合作
這一類人，後來便成為國民黨在各地方所扶殖的地方派系。
如聖騎士陳建仁的父親，陳新安是高雄白派的創始人等等。
必須說明的有以下幾點
１：各地方派系和黑金並不必然是劃上等號
如前所述，派系在地方政治的形成，有其社會上的歷史脈絡。
雖然，錢跟權之間的關係往往密不可分，但並不代表兩者間必然是同義詞。
派系在國民黨統治的歷史中，也不是從李登輝開始。
把李登輝，派系，黑金，這三者視為三位一體，進行醜化，
其實是國民黨外省權貴集團，在當年鬥爭敗給李登輝後，有意為之的行為。
２：國民黨來台灣後，長期實施黨禁，又限制台灣人對中央政權的參與
台灣社會的菁英份子，要想投入公共事務的參與，唯有透過地方政治。
他們參與地方政治後，在長期的人脈聯結後，就形成了各地方的派系。
３：為了避免各地方派系諸侯化，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威脅國民黨的中央統治政權，國民黨對這些地方派系採用分而治之的手段
如台中的紅黑派，嘉義的黃林派。派系在各地方，往往又有不成文的輪政默契。
４：除了派系之外，國民黨對各地方基層的滲透是無所不在的
除了農漁會外，各種社團組織，民眾服務社，地方信仰中心等等
一層又一層的構建了基層社會組織人情聯結的綿密網絡。
的確，非國民黨的侯選人是可以透過當面的掃街拜票，繞過這在人際網絡，
直接面對選民。但要知道，這樣的作法，相較於既存的組織結構，是事倍功半的作法。
說直白一點，就算你想拜票，也要知道選民在那裡？
沒有透過基層的組織力量，就算是再勤奮的候選人，
多半也是要到選舉的時候才能夠親自面對選民，這種經營的力量，
相較於平時的經營，效果是有差的。
舉例來說，之前黃國昌的臉書說周雅淑帶著他去跑攤拜票，
特別跟他說，何時何地，什麼宮廟有什麼活動一定要到。
以這個例子來說，如果不是透過周雅淑對該宮廟團體的人際經營，
黃國昌又怎麼會知道應該在何時何地出現，跟那些人當面請託拜票？
以我所觀察的楊瓊瓔為例，楊瓊瓔經營的底層人際網絡，
在當地有活動時，就會邀請楊瓊瓔出現，深化與當地民眾的感情聯結。
（如前面周雅淑嫁接人脈予黃國昌的情形一樣）
對當地的民眾而言，他們只會覺得，楊瓊瓔真重視我們這個地方啊，
每次有活動，她都會到，這讓我們好有面子啊！
可是他們不會去想說，這些活動的主辦人（地方意見領袖）
為什麼每次都只邀請楊瓊瓔來，而沒邀請其他人？
這道理，就如同支持周雅淑的基層椿腳，在該地有活動時，
不會把這個訊息告訴李慶華，是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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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十分零亂的寫了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信筆所至，蒼促寫就，並不是很有系統。
原本還想寫一些國民黨來台後，為了進行社會控制，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些作法。
但這部份再寫下去，會太散亂，且先表過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