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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鎮壓群眾抗爭 反映警察需要民主控制
鄧美晶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
警察工會的問題在近日被社會廣泛討論。三月份反服貿佔領立法院運動期間，年僅45歲的
苗栗縣警員柯雄飛因加班執勤而過勞死亡。這引發社會爭論，爭議警察「過勞」的問題，
一些社運組織及學生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的權利。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組織者的立
場應該是甚麼？
太陽花運動中警察的角色導致社會上出現了兩個矛盾的意見。一方面，由於警察暴力鎮壓
和平的學生與民眾，更廣泛地被認為過度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去驅離示威者， 故意阻嚇民
眾參與反抗運動。警察被政府和統治菁英作為政治工具，去鎮壓示威者，而且鎮壓手法越
來越強硬，這令群眾對警察失去信任。
同時，前線警員被要求不斷加班以致某些過勞死事件的發生，也令社會上產生了對他們的
同情。底層的警員在前線工作受著極大壓力，面對著日益增加的群眾示威和反政府運動，
警員必定被上級要求加班，在超長工時下當值。
台灣工時長 過勞死嚴重 警察也不例外
警察過勞的問題並不是因為反服貿運動，而是一個長久的制度性問題。在太陽花運動執勤
的警員柯雄飛，曾工作長達34小時，期後數天曾在派出所執勤12 小時後，再2度北上支援
，因身體不適回家休息，期後中風不治；曾在2013年過勞死的一名警員王琮郁，平均每日
工作15小時，在死亡前1個月至少加班 100個小時，死亡前1天雖為休假，卻仍被長官要求
回去受訓上課，否則將以規避訓練記小過1支；去年一名女警曾向記者表示，長達半年都
無法請假，否則就被 記申誡，而且差不多每天要24小時待命。
亞洲地區的極端超長工時問題已不是新鮮的事，台灣工人去年平均的全年工時便高居全球
第三，僅次於新加坡和香港，過勞死的事件頻頻發生。在 2011-2013年三年半內，台灣有
111名勞工過勞死，製造業、運輸倉儲業和保全業最多。2011年官方統計指出，平均每7.6
天就有1人過勞死，比 前一年成長3.4倍，超過3成企業違反勞基法。
警察過勞死 政府借此抹黑示威
台灣的警察工時長和過勞死現象，是整體社會過勞現象的其中一部份，如果工人被資本家
違法剝削，那麼警察就是被其「老闆」即政府要求超時加班。在 2012年期間，就有半年
平均每月一例的警察過勞死事件現生。曾有警眷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政府正視員警過勞問
題；也有警察眷屬組成了「中華民國警察警聲 會」，支持警察組織工會。
警察出現過勞死，但警政署長卻是第一時間出來反對警察組織工會的人，可見國家的本質
，只需要由上而下，命令下層或前線警員執行任務，而一點也不重視底層警員的性命。而
且警察在過勞死後，統治者更將事件扭曲為「群眾運動是警察過勞死的元凶」。
國民黨曾經動員遊行，利用警察過勞問題來攻擊反服貿的佔領運動。國民黨新北市議員李
新也曾發起「反反服貿」遊行，聲稱「警眷因為加班而長期見不到家人」，呼籲運動解散
。
行政院院長江宜樺在警員柯雄飛去世後表示：「希望抗爭活動早日落幕，不要再因社會紛
亂，造成員警沉重負擔」，企圖利用事件抹黑群眾運動。事實上，正是國家統治者剝削警
員，調配警力去暴力鎮壓群眾的命令，正是江揆下的！
巴西、德國警察及其工會
一些社運團體及學生支持警察組織工會，網路上也有一些群組成立，其中一篇文章《警察
工會與「警察保護示威者」的童話故事》被廣泛傳閱。文章作者認 為，在3月30日於德國
法蘭克福「聲援凱道示威」中，警察在「保護示威者」。該文作者認為，這是由於德國的
警察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工會。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描述。在德國的確存在警察工會，在1950年已成立，但他們並沒有因此
對示威者變得「客氣」。事實上，德國警察經常對示威者使用武 力，並打傷許多示威民
眾，不論是在「法蘭克福佔領行動（Blockupy Frankfurt）」或是「斯圖加特21（S21）
」運動中也是。
工國委（CWI）德國支部成員，也是科隆的市議員Claus Ludwig表示：「德國警察在過去
三十年也變得越來越軍事化。他們嘗試避免被媒體拍到示威者被打至血淋淋的照片，所以
改變戰術，利用大規模逮捕、利用 『圍堵』（Kettling）、胡椒噴霧和水炮車等鎮壓群
眾。尤其在反法西斯的遊行中，警察對左翼示威者的暴力更為嚴重。」
在德國有兩個警察工會。一個較小的是「DPolG- Polizeigwerkschaft」，屬於較保守的
「公務員聯盟」，可以說是一個右翼的民粹抗議團體而非一個工會。另一個較大的是 「
Gewerkschaft der Polizei（GdP）」屬於「德國工會聯盟」，它參與公共服務中整體的
工資談判，提出警員和行政員工的訴求。在這個層面上，它是一個真正的工會。警員 們
為自己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待遇，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批評過警察的角色以及其政治功能
。工會要求「更好的裝備」和更鎮壓性的法律，要求給予警察更多權力來 「保護警員」
。這工會為挑釁性的警察行為辯護，而且在遊行發生暴力衝突時，往往斥責左翼示威者。
在1980年代，一些團體曾批評警察GdP工會的領導層，也提出反對國家鎮壓，他們主要是
工會內的年輕派系。那些活躍分子其後受到騷擾，最後被踢走。在今天再沒有任何內部批
評警察工會的聲音。
一些左翼認為「任何警察都不應參與工會」，並要求GdP警察工會應被「德國工會聯盟」
踢走。工國委（CWI）反對這種宗派主義的極左立場。但我們對 警察工會持批判的態度。
工國委（CWI）德國支部的同志支持警察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德國警察並不容許罷工
），警察工會的存在可以令鎮壓機器更易分裂和 兩極化。但正如德國警察工會的經驗反
映，單是警察工會本身並不能保證群眾的反抗運動不被鎮壓。
巴西第三大城市薩爾瓦多（Salvador）近月發生了軍備警察的短暫罷工，而其他某幾個州
份的民事警察也在討論罷工。在巴西，警察被禁止擁有任何組織工會和罷工的權利，只有
一些相關的警察組織。有時候他們像現在地非法進行罷工。這些組織在政治上並不激進。
巴西的警察非常腐敗，也經常被民眾指責濫殺無辜，巴西警察是全球其中殺人最多的警察
。英國《獨立報》曾在09年報道，巴西第五大城市累西腓平均每日 都有12宗謀殺案發生
，當地人指當中其實有不少是警察所為，殺死被視為社會問題的街童。社工德梅特里奧指
，死者往往是一貧如洗的黑人或青年兒童，因家太窮 或逃避家庭暴力才露宿街頭，「這
些年來有六百名街童被殺，其中六成就是被小組除掉。」。這些少年在街上行乞﹑偷竊﹑
搶劫和賣淫，有警察認為他們是社會問 題，私下組成行刑小組將這些少年趕盡殺絕。當
地警察承認，警隊確實存在行刑小組，市內最少1/3的謀殺案都是他們做的。
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同志主張警察應該去軍事化
，也支持警察的工會和罷工權利，並且與工人運動連繫起來，而且更重要的，是由社區民
主地控制。
警察去軍事化 由社區民主控制
工國委（CWI）認為，警察應該有組織工會、罷工和遊行的權利，並且隸屬於工會聯盟，
連結至廣泛的工人運動。底層的警員應該由下而上地組織工會，民主地選舉警察工會代表
，不應該由上而下地由上層的警官操控。
警察工會的問題不能純粹是一個「勞工」議題，不單單是工時、工資和工作待遇的問題，
在社會上同時需要建立起一種壓力，去教育群眾關於警察的鎮壓性角 色，例如在罷工中
作出武力鎮壓、在群眾運動中拘捕民眾等，而且在今日的資本主義危機深化之際，社會動
盪和反抗示威必定再度爆發，這些鎮壓將會加劇。
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的問題，是警察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
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 運動和群眾反抗運
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運動必須爭取對警
察的民主控制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 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
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會的權利，這是作為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但正如德國的例子證明，即
使警察組織了工會，也不能反抗由國家統治者所下達的命令（鎮壓群 眾運動），更重要
的，是警察需要由社會民主地控制。工人運動需要警告資本家如何使用國家機器，包括警
察、軍隊、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等，目的是打壓 工人、社會運動分子，尤其是
打壓群眾抗爭。當我們積極地支持警察組織一個真正民主工會的權利，鼓勵其底層和前線
警員為自己的工作權利抗爭時，工國委 （CWI）同時認為警察需要由人民民主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