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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章 "誰在製造打工人"
作者: 余佩穎 / 周哲浩 / 李建華
支持: 遠川研究所泛財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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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中國名聲大噪，多半是因為《鄧小平時代》。不過他最
早在圈內聲名鵲起，其實是憑藉對日本的研究。
1979年，傅高義把他對日本戰後經濟繁榮的思考彙集為《日本第一》一書，不僅在日本引
發大規模討論，更是大大衝擊了美國人的自信。美國NBC電視臺專門搞了一個76分鐘的專
題節目，標題酸味十足：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如果日本都行，為啥我們不行
？）
日本經濟自朝鮮戰爭後迎來高速發展，一邊是日本的家電、汽車遠銷歐美，普通人工資每
年有10%~15%的增長，另外一邊是日本高級管理人員和新進員工的收入差距並不大，可謂
貨真價實的“共同富裕”。當時日本人有超過九成自認中產，“一億總中流”的說法應運
而生。
但歷史告訴我們：洋人的誇讚信不得，尤其對於東亞國家來說。
傅高義的書出版後，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遠走越遠。1989年12月，日經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後調頭直下，隨後泡沫崩潰房價腰斬，經濟進入失去二十年。對此傅老師早有準備，在
2000年出版了《日本還是第一嗎》一書，裡面專門論證了自己當年的判斷沒問題，版稅又
賺到手軟。
日本人曾經倨傲的心氣兒，也在漫長的經濟寒冬裡消耗殆盡。2000年之後，《窮忙族》《
老後破產》等紀錄片以及《下流社會》之類的暢銷書在日本大火，主題都是一個字：喪。
在《窮忙族》這部片子裡，有一個紮心的靈魂拷問：為什麼我工作這麼努力，還是這麼窮
？
日本的問題並非只出現在日本。依靠出口導向貿易帶動經濟繁榮，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升
級實現彎道超車，是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後崛起的相同密碼。但伴隨“東亞模式”而來的，
是資產泡沫、少子化老齡化、債務危機和全面蔓延的社會焦慮，這仿佛成了一道無可避免
的詛咒。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民眾在失業潮下損失慘重，但財閥卻在不斷固化社會階層，
一部《寄生蟲》說盡了底層人民的心酸。1998年，一個臺灣工科博士用“痞子蔡”的筆名
寫下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在大陸爆火，也宣告著臺灣地區“悶世代”的橫空出世。
三年後，入世談判在北京落槌，快遞小哥、流水線工人和謝頂的程式師成為了“中國奇跡
”的底色。但在經歷了以“寒門貴子”、“消費降級”、“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為代表的
幾輪階層固化大討論後，中國線民利用漢字的博大精深，完美詮釋了年輕一代的不甘與失
落——打工人。
從“平成廢宅”的戲謔，到“打工人”的自嘲，到底是時代洪流下一個不起眼的注腳，還
是後發經濟體在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宿命？
一、日本鏡鑒：物欲喪失的世代
1964年夏天，日本女排在本土舉辦的奧運會上擊敗蘇聯摘得金牌，打破了歐美國家統治世
界排壇的格局，比賽收視率居然高達80%。20年後，郎平領銜的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會
奪冠，日本片商Knack還特意製作了動畫片《東洋魔女》，回顧20年前日本女排的高光時
刻。
彼時的日本逐漸走出戰後陰霾，在汽車和家電產業的帶動下，工業部門開始大量吸收勞動
人口。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計畫”，力圖在十年內將國民收入翻番，並在七
年後提前完成目標。整個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準急速向歐美靠攏，經濟一片蒸蒸日
上。
對日本來說，1964年的奧運會無疑是摘掉戰敗國帽子、重塑國家形象的絕佳機會。為了迎
接奧運，日本政府提出六大禮儀規範，就連進機場也必須穿正裝[4]。奧運催生的大規模
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熱潮，也為日本經濟創造了60年代的“奧林匹克景氣”（オリンピッ
ク景気）。
70年代後，日本經濟更是一飛沖天，汽車遠銷歐美，DRAM把英特爾打到破產邊緣。傅高義
老師出版《日本第一》的1979年，豐田汽車在美國狂攬200萬銷量，同期美國汽車在日本
只賣出1.5萬輛。
經濟繁榮也反映在了彼時日本人意氣風發的心態上，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曾在《戰後日本
經濟史》這樣描述：“當我得知‘黃金時代’這個詞在歐洲意味著過去的榮光時，不禁有
種奇妙的感覺，因為對60年代的日本人來說，誰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黃金時代是指未來的
時代[2]”。
80年代，日本的繁榮到達頂點。人們一邊揮舞著鈔票在街邊打車，一邊把錢投到股票和房
產上，資產不斷升值，並成為決定生活和消費方式的重要因素。為了抵擋日本的掃貨軍團
，巴黎百貨公司不得不對持日本護照的遊客實行限購，漫畫家崛田勝彥的《大媽團》便由
此而來。
1989年1月，裕仁天皇逝世，日本邁入“平成”時代。本以為取自《史記》中“內平外成
”的年號會是國家繁榮穩定的開端，沒想到成為了一道分水嶺，見證了日本的劇烈陣痛。
那年12月29日，日經指數創下38957點歷史新高。5天后，《日本經濟新聞》綜合20位企業
家的觀點預測：日經指數會在1990年漲到44000點。結果第二天，東京證交所股價全面走
低，拉開了泡沫崩潰序幕[2]。
此後兩年，日本股市和地價暴跌，大部分日本家庭陷入巨額負資產危機，大批銀行企業破
產倒閉。經此一役，日本國民財富損失高達1500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3年GDP總和。日本
經濟進入“失去的二十年”衰退期。
辜朝明在《大衰退》中將這次危機總結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廣場協定》簽訂後，為
了應對日元升值對出口的衝擊，日本政府通過了著名的《前川計畫》，用擴張性的貨幣政
策把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轉為“內迴圈”，但央行的四次降息，反而推高了股市和房價。
為抑制資產泡沫，央行反過來四次加息，結果股市樓市雙雙崩盤。最終，高負債導致居民
和企業為了還債拼命存錢，而不是消費或投資，進而引發經濟衰退。
衰退長久地改變了日本年輕一代的心態，2004年，日本大學生就業率僅為56%，BBC的紀錄
片《Sexless in Japan》裡，日本18到34歲的年輕男性中處男率高達43%，另外有64%的人
是單身狗。《低欲望社會》的作者大前研一直截了當的把平成時代的年輕人定義為：
“物欲和發跡欲喪失的世代”。
雖然沒有“打工人”這樣的神來之筆，但日本人民創造了一個更加紮心的詞彙——“過勞
死（Karoshi）”，與之對應的還有“過勞自殺（Karōjisatsu）”等靈魂詞彙。從1990
年到2007年，日本民間組織“Karoshi熱線網路”每年都會接到400多個求助電話。
更多人的选择是彻底躺平，2016年的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在中日韩同时大热，完美诠
释了“奋斗不一定成功，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
二、流水的總統、鐵打的財閥
相比日本人嘴上過勞死實際在躺平，韓國人民一直以東亞地獄模式NO.1著稱。在韓國，也
有一個專門的詞彙“Gwarosa”來形容本國的內卷現狀，韓國人年均工作時長一度達到3000小時，足以讓當今國內的福報
人汗顏。
2011年11月，韓國一位18歲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親，在房間藏屍8個月，舉國譁然。後來
的調查結果也讓人唏噓不已：在全國70萬考生參加的模考中，該考生排名4000左右，他向
母親慌稱自己排在62名。沒想到母親並不滿意，並勒令他下次必須考第一名。由於擔心母
親去學校核查成績，考生痛下殺手。
在韓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所頂級高校被稱為SKY，踏入SKY，就意味著更
好的工作機會、人脈資源甚至是婚戀物件。與之對應，三星每年大約會吸引10萬人來應招
，但錄取率只有5%。光是三星面試培訓，在韓國就是門大生意。
韓國駐華大使張夏成曾經寫過一本書，名字叫《韓國式資本主義》，但比書名更刺激的是
副標題——韓國民眾的呐喊：韓國經濟發展與我們無關，究竟誰成為受益者？就差直接把
“財閥”兩個字懟在後面了。
縱觀韓國經濟史，會發現如今有如過街老鼠的財閥，其實是韓國走向漢江奇跡，躋身亞洲
四小龍的重要功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韓國財閥的最大特點，便是與青瓦台總統府說不
清道不明的關係。
韓國國父李承晚與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父親是故交，朴正熙與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私
交甚篤，剛進監獄的李明博，上臺前在現代集團工作了27年。1976年，朴正熙把連續虧損
37年的韓國機械交給了金宇中的大宇集團，而金宇中的父親恰好是朴正熙的恩師。
裙帶關係成了漢江奇跡的底色，依靠政變上臺的朴正熙長期勒令銀行向財閥發放低息甚至
負利率貸款，誰不聽話誰坐牢。拿了貸款的財閥必須擴大生產，完成政府規定的出口任務
，否則貸款就會減少。在這種模式下，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台出口創匯機器。
上世紀60到70年代，韓國年均出口複合增速高達45%。一方面，政府需要財閥帶動經濟，
但另一方面，財閥也得聽從政府號令——現代集團的鄭周永本不想涉足造船業，但朴正熙
笑裡藏刀的一句“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簡單的事，我會表示理解[9]”，嚇得鄭周永直接飛
到歐洲找投資。
全斗煥上臺後，打著幫助昂山恐怖事件死者家屬的旗號，號令財閥捐款。現代和三星都出
了15億韓元，第七大財閥釜山國際只捐了5億。之後的一次晚宴上，從釜山趕來的會長因大雪遲到，全鬥煥拍案離席，隨即宣佈不再向其提供貸款，數周後，釜
山國際因資不抵債宣佈破產。
在威權政府的主導下，韓國成為了東亞模式的樣板工程。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也被視為“
讓世界認識韓國”的絕佳機會。申辦階段，輿論幾乎一邊倒的站隊名古屋，後來舉辦權塵
埃落定，時任韓國體育部部長李世基難掩自豪：“超級大國沒有做到的，一個發展中國家
做到了，這是多麼長國人志氣的事[11]！”
伴隨奧運會的舉辦，韓國人對未來的信心與憧憬也到達了巔峰。BBC一檔紀錄片中，一位
受訪者放出豪言：在20世紀末，每個韓國人都能過上和英國中產階級一樣的生活[4]。但
事實是，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徹底摧毀了這幅欣欣向榮的藍圖。
由於政府長期為財閥提供隱性擔保，財閥往往只看規模和市占率，不及風險的盲目擴張，
如果說三星跨界造車還算可以理解，那麼汽車大王起亞搞起家政服務，就難免有些匪夷所
思了。這些騷操作的結果，就是居高不下的負債率。
1995年，韓國前30家財閥平均負債率高達428%，而這些債務大多都是外幣。到1997年，韓
國外債高達2000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就超過1000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卻只有300億美元
。
當東南亞的危機蔓延到韓國，崩潰變成了時間問題。韓國人民排隊捐金一時成為佳話，但
以喪失經濟主導權為代價換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550億美元貸款，也被韓國媒
體拎出來，與朝鮮半島淪為殖民地的“國恥日”做對比。
1998年，韓國每個月就有3000家企業倒閉，每天都有4200人失去工作，失業率一度飆升至
7%。危機過境，韓國人民損失慘重，而失去了威權政府作為制衡，受了輕傷的大財閥捲土
重來，進一步改變了韓國的經濟結構。 在那本《韓國式資本主義》中，張夏成這樣描述
財閥與小企業的關係：韓國的中小企業與大財閥的關係不是競爭關係，而是在現有的韓國
經濟結構下，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大企業的轉包企業[7]。他還援引了這樣兩個資料對比
：美國財富排名前100的富人中，70%是當代創業者，而韓國75%的富人都是繼承家業[8]。
如今的韓國，前十大財閥貢獻了超過80%的GDP，卻只提供了5%的就業。而躋身十大財閥的
先決條件，便是進入SKY級別的名校。去年，還原韓國家庭對高考絕望性投入的電視劇《
SKY Castle》在韓國大火，最後一集的大結局在韓國狂攬23.8%的收視率，擊敗《請回答
1988》創下歷史新高。
延世大學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奉俊昊，用一部《寄生上流》把韓國人民的貧富差距展現得
淋漓盡致：富人住山頂配有落地窗的別墅，窮人只能蹲在半地下室，窗戶還會沾上流浪漢
的尿漬。《紐約時報》對這部電影的評價是“嚴肅、厚重、優雅”。
有意思的是，《寄生上流》折桂奧斯卡最佳影片，發表獲獎感言的卻不是導演奉俊昊，而
是一位身材不高、略微發福、頂著一頭紅發的女子。她在眾人的歡呼聲中來到麥克風前，
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讚美了奉俊昊，感謝了支持電影的影迷，以及她的弟弟。
這個女人名叫李美敬，是《寄生上流》背後的投資方CJ集團的副總裁，她的弟弟叫李在閑
，是CJ集團的CEO，姐弟倆聯手掌控著價值41億美元的娛樂帝國。他們是三星創始人李秉喆
的孫子和孫女。
三、彼岸彼時: 誰偷走了台灣的薪水
一個人的成功，需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但一個人的落寞，有時也是歷史的進程。
生於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紀子，在《不被理想束縛的生活》一書中這樣描繪：“我們
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後期的日本，那是一個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年代。日本經濟在那個年代
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也正如野口悠紀雄當年對歐洲“黃金時代”的調笑，在經濟蒸蒸日上、處處高樓平地起的
年代裡，人們沒有理由去想像未來的生活會比當下更糟糕。而當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
拉大，“充滿希望的未來”成為了奢侈品，打工人應運而生。
2016年，TVBS拍了一部名為《誰偷走了臺灣薪水》的紀錄片，片中同為企劃崗位的父女二
人，父親30歲時就拿到了3萬8新臺幣的薪水，三十年過去，30歲的女兒月薪是3萬9新臺幣
，漲勢喜人。而當輿論批評這一代人“不敢吃苦”時，女兒的話一針見血：“恐怕是我們
連吃苦的機會都沒有吧”。
在“東亞模式”的語境下，東亞經濟體高度依賴出口貿易，受經濟危機的衝擊也更為嚴重
，隨之產生的，是更加懸殊的心理落差。
臺灣的經濟騰飛與日本非常類似：從60年代的紡織工業、70年代的化工業“十大建設”，
到80年代以台積電為代表的高新科技產業，在“勞動-資本-技術”的無縫銜接中，臺灣經
濟在這三十年裡刷出了平均高達9.4%的增速，島內建設一派火熱。
《廣場協議》簽訂後，台幣也邁入瘋狂升值階段，1987年的外匯管制放開進一步推波助瀾
，大筆熱錢奔向股市與樓市。
80年代的尾聲，臺灣股市上演了一出5年25倍的指數狂飆，狂熱時期，寺院僧人都忍不住
染指凡塵，開始炒股，“勞動保險署”、“公共住房署”這些政府部門，更是到了下午股
市收盤才開始辦公[1]。
伴隨股市長牛，臺北房價也刷出了一波4年5倍的矚目行情，1989年6月，臺北民眾發起了
抗議高房價的“無殼蝸牛”遊行活動，超過5萬人傾巢出動，出現了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
壯觀景象。
1990年，出於日本經濟崩盤、台幣停止升值、海灣戰爭等外部原因，加之最大地下錢莊鴻
源的倒閉，內憂外患下臺灣股市傾瀉而下，上演了一場8個月跌去1萬點的行為藝術。但臺
灣經濟卻在1992年殺了個回馬槍，人均GDP破一萬美元，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改變臺灣經濟的，則是兩次金融危機：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重創亞洲的臺
灣全年貿易總額降幅達到8.9%，是過去40年裡最嚴重的貿易衰退。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
融危機再度重擊臺灣，曾經輝煌無比的DRAM和面板兩大“兩兆”產業接連受挫。
隨著大陸密集出臺液晶面板行業扶持政策，並調動上千億的資金押注京東方，台資面板廠
如今已徹底淪為三流。而在DRAM領域，美韓的三星、海力士、鎂光，合計佔據市場近95%
的份額，幾乎已經沒有臺灣企業什麼事了。金融危機後，經濟的蛋糕非但沒做大，反而還
被切走了好幾塊。
2012年，臺灣《30》雜誌發佈了一組調查資料，臺灣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占比首位的人
生理想，是當小店店長。
“小確幸”自然也是一種精彩的活法，臺灣的購買力平價（即PPP）位居四小龍之首，高
達5.7萬美元。23800新臺幣（約5500元人民幣）的基本薪酬，加之長期處於低位的通脹水
準，使得島內服務業價格非常低廉。大陸遊客的各種遊記裡，“臺灣物價低”幾乎是共識
。
但如果縱觀整個臺灣經濟，會發現“小確幸”的基礎，實際上是重工業與科技企業打下的
基業，能夠給社會持續提供稅收、福利和就業。但隨著臺灣在面板、手機等優勢行業挨個
被擊敗，互聯網和新能源等新興行業裡的全面缺位，“小確幸”能夠維持多久，要打一個
問號。
而在生育率新低、資產泡沫、貧富差距等諸多議題中，寶島也幾乎一個沒落下。2018年，
臺灣地區以1.13的生育率坐穩東亞墊底。而在人口密度只有東京和首爾一半的臺北，房價
收入比卻達到32.23，超過首爾的20.67和東京的13.39。也難怪臺灣名嘴在節目裡熱議：
明星只有在大陸拍戲，才能回臺灣買豪宅。
早在2010年，政府為了鼓勵大家生育，決定用一百萬新臺幣獎金徵集一條宣傳標語，最
終獲獎的是一句“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大獎得主是當時32歲的台中市單身女子
張芝菁，接受《聯合報》採訪談及獲獎感受，張芝菁說，“我不敢生孩子，怕養不起。”
在臺灣，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年齡60歲往上的居民往往被稱作“銀世代”，而成長於經
濟增速放緩時期的年輕人則被叫做“悶世代”。2009年，“銀世代”的代表人物郭台銘痛
批“悶世代”後生缺乏奮鬥精神：“臺灣有很多年輕人，以開咖啡廳為滿足，這樣的想法
有些不可思議。”
8年之後，在國務院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上，郭台銘居然調轉槍口，痛批大
陸的大學生“沒有實幹精神，不願意進工廠、上流水線”。那會兒的富士康正被大陸日益
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所困擾。演講結束後，郭董問了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一個靈魂問題
[28]：
“苗部長，請問有什麼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
四、此岸此刻: 東亞模式的宿命
20世紀80年代，西方世界對東亞經濟騰飛的解讀仍以新自由主義為底色，日本政府對此頗
有微詞。作為世界銀行第二大股東，日本豪擲120萬美元，請世行專家研究日本模式成功
的原因。
1993年，世行出版了針對東亞後發經濟體的研究報告，研究物件涵蓋日本在內的八個國家
和地區，報告標題叫《東亞奇跡》，算是扭扭捏捏的承認了“政府主導經濟轉型”的益處
[1]。
報告發表一年後，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雜誌》上潑了一
盆冷水，稱日本並非“經濟奇跡的典型”，而亞洲四小虎更是“紙老虎”，與50年代的蘇
聯無異。
"亞洲的繁榮是高投入創造的數量增長，而非效率提升，建立于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
[2] 。"
1997年，亞洲用一場劇烈的危機和灰飛煙滅的財富驗證了克魯格曼的預言，世界銀行適時
出版了一份新報告，題為《東亞奇跡的反思》。克魯格曼則再度出擊，稱亞洲的增長“主
要來自汗水，而非靈感。”
世界銀行曾總結過東亞奇跡的共性——強勢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出口導向型的外向經
濟發展戰略；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儒家文化為特徵的社會文化；發揮後發優勢，
實現高速經濟增長。而縱觀東亞幾個主要經濟體，會發現它們大多都有兩個明顯的“經濟
增速換擋”。
戰後百廢待興、經濟高速增長時，全體民眾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資產價格、日新月
異的基建和節節高升的國際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換擋，往往都意味著無可避免的資產泡
沫、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難以提振的生育率。在這種背景下，“打工人”橫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發展的紅利，一代人承受換擋的陣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換來了奇跡與財富，後
一代人的勤勞卻沒有同等的價值，這也許是“東亞模式”的一種宿命。
1994年，克魯格曼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曾誇過中國，稱“中國只要生產率水準達到西方的一
部分，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他樂觀的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美
國的82％。表面上看，中國的千禧一代（1985年～1995年出生的人）將充分受益
福利房、鐵飯碗、包分配，是千禧一代依稀的記憶，而筒子樓、蜂窩煤、玉米麵也只是父
母飯桌上的談資。2003年楊利偉在太空展示的中國國旗；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踏夜
前行的禮花大腳印；2012年報導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率超30%的新聞聯播，這是千禧一代
的集體回憶。
當他們走向社會，迎接他們的有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煥然一新的城市建設、日益提高的
國際地位以及大量“即時滿足”的互聯網服務；但也有望而生畏的房價、全面蔓延的財富
焦慮、資本家的有毒雞湯、先富人群的凡爾賽式炫耀，以及996和福報的無奈戲謔。
所以所謂的“打工人”，不過是在收入增長難以匹配資產價格漲幅之下，工薪階層的一種
無力自嘲罷了。
五、尾聲: 想做廢物而不得的時代
今年10月，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今年的熱門詞彙“內卷”，指出：“現在內卷的
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不允許你退出。”
項飆進一步解釋道：“所謂內卷性，不僅僅是說競爭激烈不激烈的問題，而是說白競爭，
明明知道最後的收穫也沒有什麼，大家還是要競爭……如果你退出競爭的話，你有道德壓
力”，“因為整個社會的穩定，整個社會的所謂發達都是靠這種白熱化的競爭維繫起來的
。”
一個健康的社會，自然應該鼓勵努力、勤奮、拼搏的品質。但一個包容的社會，是否也應
當允許一個人選擇平凡、平庸甚至看起來碌碌無為的一生？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2003年，西安長安區文科狀元、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陸步軒擺攤
豬肉，引起軒然大波。等到11年後陸步軒靠賣豬肉身價過億了，才敢回到學校演講，但面
對學弟學妹們他還是像在批鬥大會上做檢討：“我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
15年後，陸步軒的北大學妹李雪琴回應網友：“念了北大，就不能當廢物了嗎？”這似乎
讓人看到了一絲“多元化”的希望。但坦白講這種話聽聽就得了，不信你上網查查李雪琴
的旗下公司，或者看看李雪琴的直播賣貨，就知道這種話用東北話來形容就是：可拉倒吧
。
魯迅先生曾將中國歷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按
照這種角度，以後年輕人應該會被分為“有資格做廢物的人”和“想做廢物而不得的人”
。
對於後者，“打工人”就是我們的宿命，早點想清楚去搬磚，就能早點兒還得清這個月的
花唄 (大陸類似線上信用卡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