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燕益律師專訪：有人害怕這國家走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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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益律師和女兒近照。（大紀元）
【大紀元2018年12月17日訊】謝燕益，中國知名維權律師，因仗義執言，屢遭中共打壓，
上月又被當局註銷律師執業證。以下是大紀元特約記者對他的訪談紀要。
記者：您剛剛被註銷了律師執照，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謝燕益：「709」事件我被關押了553天，是被取保放出的，然後我發表文章，接受採訪，
繼續為自己、為「709」弟兄們及一些冤獄奔走呼告，他們會覺得我「不聽話」吧。尤其
我介入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案子，因為此案有國際影響，超過十個律師曾被官方通過各種
方式威脅，最後都被解除了代理。
今年5月律協就調查我，害怕我作為孫茜的辯護人出庭，庭審那天，我去現場參加旁聽，
他們竟然不許我進去。
他們註銷我的執照，是因為害怕。為什麼會害怕我？我知道他們是怎麼製造冤獄的，作為
孫茜代理律師，我見證了這個過程。
有人害怕這個國家走向正常，「709」後，對律師的打壓仍在繼續，但凡和官方「死磕的
」、堅持說真話的律師，就會受到警告整肅，甚至被吊銷或註銷律師執照。
記者：您可以講講孫茜目前的情況嗎？
謝燕益：現在，他們居然採取威逼、欺騙的方式，迫使孫茜放棄律師、放棄自己的財產、
放棄自己的信仰，甚至放棄自己的加拿大國籍！你可以想像嗎？他們用了什麼樣的手段！
據我知道，昨天又有家屬聘請律師見孫茜，她表示不見。最後在律師堅持下，孫茜帶著黑
頭套被押過來，對律師只說了一句：「我不需要律師，我已經有了政府給我指定的律師。
」扭頭就走。
為什麼？匪夷所思啊！她被抓捕後，遭受過酷刑，坐過老虎凳、灌過辣椒水，可以想見，
為達到目的，他們還用了其它軟硬兼施的手段，非常卑鄙的。
現在需要在國際上為孫茜呼籲，中國司法整個被血債幫綁架，不可能有一個司法公正的結
果了。在外交層面上，加拿大政府應該對此事有足夠的認識和重視，應該保障她的人權。
記者：你被取保後三天，就向外界曝光了裡面的酷刑，您不害怕再被抓進去嗎？
謝燕益：釋放我之前，他們無數次威脅我：「不准見記者，不准曝光，不准寫文章，否則
還會把你抓回來，你的家庭也不會安全，都沒有好結果！」
我個人曾遭受了餓飯、不讓睡覺、扇耳光、毆打、虐待等迫害。2015年10月1號到10月10
號，我還聽到了樓上有人遭受酷刑，似乎是電擊，有重重摔到地上的聲音，呻吟聲、哀求
聲，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現在看來，可能是胡石根先生或是王全璋律師當時在遭受酷刑。
在裡面時我對自己有過一個諾言：如果出去，一定第一時間把裡面的酷刑披露出來。所以
回來頭三天，我一直睡不著：曝光還是不曝光？怎麼曝光？
妻子雖也是性情中人，喜歡仗義執言，但不希望我再參與這些事，她已經承受太多。我很
矛盾，一家人的團聚來之不易，我們要撫養三個孩子。
在裡邊，他們給我看兒子的錄像，還有剛出生女兒的照片，多次以此勸降：不要太自私，
想一想你的孩子。我覺得兩個兒子經歷一些苦難，對成長未必是壞事，但對我的女兒，確
實不公平。由於我的選擇造成的傷害，最後竟是由孩子來承受！
但不曝光我對自己沒法交代。我非常害怕，非常焦躁，當時的感覺就是一個人面對了一個
世界。說心裡話，那個時候誰也幫不了你，滅頂一樣的壓力，至少我當時的感受是這樣的
，真的非常害怕。
選擇是很艱難，但任何代價都不能用良心來交換吧，這是我最終做出決定的理由。其實很
多人，包括那麼多大法弟子、一些政治犯，在這種煎熬中，不也都選擇了不違背自己的良
心嗎？
所以出來第三天，抱著要再進去的想法，我把酷刑披露出來了。
記者：您可以談談您的「選擇」對孩子造成的影響嗎？
謝燕益：我在裡面時，兩個兒子的遭遇就不說了，舉個我出來後的例子吧。我因參與法輪
功的案子被報復，被調查聽證，和警察發生了衝突。被摁在警車裡的時候，我聽到了女兒
的哭聲，那時她才2歲，我在車裡很難受，這是我接受不了的。我女兒看著他爸爸被警察
帶走，後來又看警察拖走了她的媽媽。而爸爸和媽媽是最能保護她的。
我接受不了不是因為我受到凌辱，而是為我女兒難過，她在媽媽肚子裡時，她媽媽就被抓
進派出所，不給飯吃，不讓休息。從她出生的第一天，她媽媽就被逼遷，她跟著媽媽流離
失所，為她爸爸的自由奔走！
我無法和女兒解釋，這種苦痛驚嚇只能由遺忘來醫治。我女兒特別特別懂事，自來熟，見
人就主動示好，跟人熟了就抱在一起。正面的理解她是適應環境，負面理解，她從小就沒
有安全感。
這就是天天發生在中國的現實，作為一個律師，我還被媒體報導關注，但有多少上訪戶、
法輪功學員、政治犯，他們被綁架被殘害，死在監獄裡面，並沒有人關注！
記者：「709」事件的起因也和您有關吧？
謝燕益：其實我性格是比較被動的，做律師天天接觸冤獄，都有些麻木了。
而恰恰那時，跟徐純合一樣，我也是孩子的父親了。我看到徐純合暴屍在火車站，旁邊圍
著他的三個小孩和年邁的母親，官方說他搶槍襲警，他是被當作恐怖分子在孩子老人面前
被擊斃的！他能拖家帶口去襲警搶槍？
同為人父為人子的角色讓我無法接受，所以我仗義執言，先是從技術層面分析了現場，發
了檢舉警察涉嫌故意殺人的法律意見，沒想到網上迅速發酵。網友又給了我他母親的電話
，我更不能推卸責任了，第二天我就義無反顧去了慶安，明察暗訪，並把真實消息發到了
網上。
接著全國各地的很多網民和律師都趕往慶安，去聲援，去舉牌抗爭，他們不計個人安危，
不約而同到慶安，其實是一種憤怒的爆發。
從慶安回北京後，央視就定調了，說民警的槍殺是合法正當的。於是我和謝陽等幾個律師
又起訴央視，這成了「709」的導火索。
其實我就是比較較真，尊重事實、尊重法律，我的人生福禍都因為這個吧。
記者：您不覺得您和很多人不一樣？很多人認為能過好自己的日子，為家庭負責就行了，
歲月靜好。
謝燕益：現在的中國，食品、土壤、水，甚至你吸的空氣都是有毒的，避無可避啊，就是
挖個耗子洞鑽進去，你都躲不了禍，你能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嗎？哪有歲月靜好？
1949年以後，集權造成的人道災難屢見不鮮，每天都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只是命運沒有
把你擺放在那兒。如果你不去面對，那這不幸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明天可能就會發生在
你身上。伸頭一刀、縮頭一刀，有了老婆孩子以後，我作為父親，作為丈夫，尤其作為一
個律師，沒有別的選擇，我們不面對這個險境、不去講真話，不去追究違法犯罪，社會就
會繼續爛下去，那大家遲早都會遭殃，對於我的子孫後代，我認為也是在負責啊。
如果有人認為歲月靜好，他肯定要有一個扭曲的方式來應對，防範被傷害，他才能存活下
去。他是正常人嗎？堅持自己的原則，不願意同流合污，不願意被扭曲，反而被社會邊緣
化，反而會被認為不正常！到底是我不正常，還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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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益律師和妻子、女兒近照。（大紀元）
對於強者來說 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
記者：可是您覺得您能改變現實嗎？
謝燕益：我相信心念造物，一誠動天下，這個國家是我們一閃一念造成的共業，改變不了
現狀，可能因為我們誠意不足，意念還不夠堅定，正念還不足夠吧。
我發表文章，寫法律文書及辯護詞，都儘量站在善的立場，周永康也好、那些迫害法輪功
學員的警察，槍殺徐純合的警察，包括背後的黑手，我都希望他們能醒悟，得到救贖。你
昨天作惡，今天停止，馬上積功累德都未為遲晚。我相信善的力量無往而不生，沒有任何
力量可以阻擋。
一般我不會輕易投入一個案子，但既然投入，做律師，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會力所能及
不違背自己的良心，做我該做的，做正確的事，無愧無悔。至於說結果，一切交給上天，
一切都有定數，也許我們不能改變大環境，但也不必患得患失吧。
記者：您在文章中寫過「40歲是坐牢的最好的年齡」？
謝燕益：進去之前，我就寫了我的座右銘：人生的一切磨難乃至生死，不過是修行覺悟的
契機。
我認為，如果太早經歷了不堪承受的苦難，人可能會被扭曲、打垮。而40歲的我，歷經了
人生的各種無常，在知識上已有積累，對人性、社會、歷史都有了比較深的感悟，所以被
抓後我最大的感觸就是：磨難來得正好，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是靈性覺醒、生命昇華
的一個條件。對於強者來說，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從我個人的命運來講 ，我覺得
磨難是上天對我的恩典。
對一個族群也是這樣的，我們這個民族，歷經了這麼多苦難，經歷了文革浩劫，但很多人
還沒覺醒，還沒有基本的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我們能不能對得起我們所經歷的苦難？
記者：現在您的很多想法和普通人甚至與律師同行都不一樣？您會有孤獨感嗎？不能做律
師了，您不擔憂以後的生活嗎？
謝燕益：經歷了「709」，現在不管是受迫害的律師還是其他人權律師群體，大家都有不
同的選擇。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擔使命，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這樣的。
我一向都有點孤獨，早在2003年我起訴江澤民，那時就幾乎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後來包括
推動和平民主、參與維權案件，我都覺得自己是孤獨的。區別就是，「709」之前我還耐
不住孤獨，不甘於寂寞，現在我很享受孤獨了，這種孤獨不是壞事。
之前我可能還需要社會方方面面的認可、建功立業等等，之後我對這些能淡然一點了。窮
則獨善其身，現在我更關注自己的修行和家庭，更在乎自己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外在的東
西。出來之後，我每天都堅持打坐2個小時，這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會做點自己力所能及的，為社會、為別人。職業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未來，決定人未來的
還是自身的不斷覺悟，能不斷地去面對，去勇於承擔責任，而這個社會缺少的就是對責任
的擔當。
我有三個小孩子，我們兩口子的壓力都比較大，但我覺得一切都會有安排的，你不會沒有
事情做，你也不會沒有飯吃，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
我們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
記者：聽說您母親是中國第一代律師，她應該很懂法律了，生前她難道不認同您嗎？
謝燕益：首先，我母親從小就沒有安全感。當年我姥爺為了找出路，參加了中共黨搞土改
，進城之前休掉了我姥姥，找了小20歲的「革命的伴侶」結合了。那時我母親還非常小，
心裡肯定有陰影的。
文革時，她也特別恐懼，不知道是跟著人貼大字報還是不跟著人貼，後來她參加了武鬥，
被打得眼冒金星，恐懼。後來她成為中國最早的律師，又因為不夠圓滑被當地司法局排擠
。
我起訴江澤民的時候，母親和我斷絕關係，不讓我在家裡住，她不是不懂法律，她恐懼。
我被抓後，她恐懼，一個月後就很快離世了。一直到去世前一天，她還訂閱中共的報刊，
家裡到處都是毛澤東的書。她大量高價收購紀念毛澤東的書，還有像章，多貴她都要，喜
歡，實際上也是恐懼。
我母親根正苗紅，作為被中共被徹底洗腦的老黨員，她崇拜毛澤東，把毛澤東當作父親，
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她一直歇斯底里站在中共的立場上，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她認為她的一切都是中共給的，她意識不到她是共產運動的受害者。她沒有能力愛別人
，不接受任何人的愛和善意，對人性深度懷疑，甚至連天性都快喪失了。為了所謂的革命
，不管家、不管孩子，甚至親人的生啊、死啊，都無所謂，她內心深處都被扭曲了。
按照傳統，陳世美拋棄妻子是令人不齒的啊，傳統美德講糟糠之妻不下堂，我姥姥給姥爺
生了這麼多孩子，姥爺竟能拋棄她，禽獸不如嘛。當時很多黨員進城後都找藉口這麼幹的
。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是被中共直接傷害的，跟著中共的的，像我姥爺這種人，也
是被它毒害的，被它的謊言蒙蔽，相信唯物主義、鬥爭哲學，為了革命無惡不作，以「革
命」這種高大上的名義，休掉原配去娶小老婆，其實就是為了自己的私慾。
我的家庭裡，都是共產極權的受害者，我姥姥是受害者，我母親是受害的，我姥爺也是！
每個中國家庭，或多或少都受到這種烏托邦紅禍的毒害。你去發現吧，母親父親，爺爺奶
奶，你的親人裡邊，如果人格上有問題，偏執，或缺乏愛、缺乏善、缺乏包容，都有仇恨
這種東西，一定是受到了共產極權的毒害。
我懂事以後才反思這些，現在自己也竭力去克制，我和我太太吵架，極端的時候也打孩子
，這裡面都有仇恨，有性格裡那種偏激的東西，都是紅禍運動的毒害。
所以我也很同情像傅政華一樣的人，他們又何嘗不是專制極權的最大受害者？儘管他給我
和我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從我個人來說，我願意原諒他，他也有妻兒老小。在中
國，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這個體制扭曲了所有的關係，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朋友的關係，現在都被異化扭曲
了。但人性中的良善，不是哪一黨那一派給人洗腦就能徹底抹殺的，我太太就有那種先天
的賢惠。
記者：那您怎樣讓您的孩子避免中共的洗腦教育呢？
謝燕益：集權體制壟斷了所有的社會資源，紅二代官二代生下來就比你有錢、有權，有更
多教育、就業的機會，而我們老百姓只有很少的生存的空間。
我們不得不珍惜一點一滴夾縫裡的機會。一方面，孩子能上學，我們就感覺慶幸了，它隨
便找個藉口就可以不讓我們孩子上學。另一方面呢，我很無奈，沒有辦法，極端功利的應
試化教育、扼殺人性，紅色的洗腦，假大空，什麼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有
一些偽道德，什麼偉大復興、中國夢什麼的，都跟自然科學、常識、數學、語文、英語捆
綁在一起。你能讓孩子上課不認真聽講？不要聽老師的話？可能嗎？不讓孩子繫紅領巾？
不繫紅領巾孩子連學校的門都不讓進！
這些系統的洗腦，無孔不入滲透在生活、學習、教育、就業的方方面面。這個歷史被篡改
了多少？法律層面上有多少意識形態的東西？憲法裡摻雜多少政治私貨，有多少一黨一派
的專制餘毒？但它以偽善的面貌出現，它站在道義高地上，不要說孩子，就說大人，有多
少能識別？
現在我唯一能做就是讓我的兩個兒子打坐、修煉，相信神明的存在，有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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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益律師和女兒近照。（大紀元）
記者：您似乎特別喜歡「和平民主，天下為公」這八個字？
謝燕益：「和平民主，天下為公」 這幅字，是我專門請一個叫陶禾子的朋友寫的，他是
大法弟子，妹妹因法輪功信仰被綁架迫害，判了三年。我曾經給他妹妹辯護。這幾個字就
是我對中國社會的展望了，追求國家的和平轉型，追求一個人權至上、文明法治的國家，
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附：謝燕益近年經歷
謝燕益，43歲，祖籍廣東電白，
2003年，謝燕益起訴江澤民，起訴他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
2015年5月，到哈爾濱慶安調查「慶安槍殺案」， 後與眾多律師向中共最高檢察院、公安
部舉報警察涉嫌故意殺人，這成為「709」事件的導火索。
2015年7月被抓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553天後出獄。
2017年，代理加拿大公民孫茜的法輪功信仰案。
2018年11月，被註銷律師執業證。@*
錄音整理：大紀元特約記者孫居正，責任編輯：蘇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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