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引的是臺灣文獻66卷第3期〈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
因為連錯字都一樣。
沒想到同一篇馬上就可以打臉。
豬去狗來是種比較法。先別說台灣人可能偶爾在日治會吃不到米用甘藷頂替。
但在戰後初期可能連番薯都吃不到，還餓死人。
還有貨色為了舔更後面的沾沾自喜，這種噁心更是可悲。
那篇也有寫到 P.62、P.66
依據行政長官公署的估算，如果以全年消費量要88.5萬公噸來比較，
仍不足24.7萬公噸。面臨糧食短缺的情況，1945年10月31日行政長官公署公布
〈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以全面徵購、計口授糧的方式，
以期軍需民食不致發生供需失調。依據〈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規定：
1945年第1期生產之米穀中應繳未繳者，及第2期作生產隻米穀扣除自用外，
應全部賣給政府委託之地方農業會。食米的供應，准由人民設置零售店，
辦理零售業務，但零售價格每百公斤不得超過166元（每臺斤99.6元），
並且規定臺灣米穀暫禁輸出省境。
由此可知，行政長官公署承續日治末期「總徵收總配給」制度，
委託市街庄農業會辦理米穀收購業務。至於配給部份，
不同於日治末期配給是全面性的，行政長官公署只對公教人員進行配給，
至於一般民眾則依行政長官公署規定的公定價格向政府核准的零售商店購買。
農民繳交意願低落，使得糧食市場供需失調，糧價隨即出現嚴重波動，
引起城市消費者的恐慌，紛紛購藏糧食；
相對地，產地民眾因糧食短缺的焦慮而產生反市場的行為，
以武力阻止區內糧食外流，形成以區域內糧食自給自足的「地方圈」。
因此，產地的農民不願意拋售糧食的情況下，產地的米糧輸出不多，
使得消費地的配給米糧供應減少。城市地區的消費者因政府無糧配給，
包圍縣市政府或糾眾聚集糧食局索糧，糧食市場失序。
民眾無法從配給制度獲得維生的米糧，紛紛求助於黑市，助長了黑市的交易，
使得米價日趨騰漲。糧食市場的失調，使消費者對此大環境的變遷，
不禁發出感嘆之言：「過去（日治）雖然苦，我們總還可以吃到配給米，
填得飽肚皮，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但現在（戰後）時代變了，
物價更高了，我們最近竟然連吃番薯的機會也在逐漸的減少。」
此不平之鳴充分凸顯，戰後雖繼承日治末期配給制度，
但因制度失靈，幾乎不能確保消費者能得到維持最低生活限度的食物。
這邊摘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敘述
新政府不只封存米糧，更進一步公然向民間「搶米」。
最著名之例就是臺中縣搶米事件。在葉榮鐘〈臺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文引
〈臺中縣參議會〔三十五年致省（參）議會〕請求救濟米荒〉提到：
本省光復以還，臺中縣下糧米先被糧食局征用壹萬八千餘石，嗣後又
被蔡（繼琨）少將以恐怖手段強迫運去二萬五千餘包，兩度合計達四
萬餘包，合米四百萬斤。
除「徵用」外，新政府再以「搶米」方式取得 2 萬 5 千餘包。在《灌園先生日
記（十八）一九四六年》3 月 13 日中也提到：
會蔡繼琨、劉存忠，商對徵收食糧之事，霧峰農食〔倉〕現存米一千八百包，
願分六百包與國軍，其餘以配給庄民。蔡言受當局之命，非全取去不可，
臺中縣下要取四千噸，非僅供給國軍而已，並要供給基隆、臺北、高雄等處。
前述提及封存 11 萬餘噸糧，可知政府是有足夠米糧供給他處，
但蔡繼琨卻說搶米理由是「非僅供給國軍而已，並要供給基隆、臺北、高雄等處」，
顯然這不過在掩飾新政府貪得無厭搶米之藉口，連民間的餘糧也要搶。
3 月 14 日即發生霧峰搶米事件，
前述葉文引 1946 年 4 月 18 日霧峰鄉民〈為籲請政府寬貸徵米糧以蘇民困〉呈文
，記載搶米事件如下：三月十四日警備司令部蔡少將繼琨軍率軍隊三十餘名，
並帶機關槍數架，分乘卡車數臺，如臨大敵，包圍敝鄉〔霧峰〕農業會。拔刀擬槍
，滿口惡聲，強迫該會副會長林士英打開倉庫，竟將存米二千餘包搬運一空，
其舉動之蠻暴，令人莫辨其為官軍與土匪。
蔡少將即任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團長蔡繼琨。「土匪」一詞說明了當時新政府蠻橫搶米
之惡行。如林獻堂日記所言：「臺中縣下要取四千噸」，
造成臺中各鄉鎮農會存米被搜刮一空。結果民無米可食，只能以樹薯籤粉代用食。
停止配給並封存米糧，加上土匪般的搜刮搶劫民間餘糧，這才是造成
1946 年 1 月以後市場米量急凍，「民無米可食」，也就是「米荒」的主要原因。
當時臺灣雖仍有相當數量米可用，但絕大部份卻遭新政府封存壟斷，無法流通。
此一人為的「米荒」立即性的影響，194年 1 月以後米價逐月暴漲，導致偏鄉
地方饑荒問題，甚至無力購買的貧者餓死之悲劇。
再摘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戰時糧食統制體制：臺灣與朝鮮的比較研究（1937-1945）
據現今尚留存的「家庭用米穀配給券」研判，
一般家庭購買配給米的頻率大約一個月兩次。另外，臺灣食糧營團經手的糧食
尚有甘藷、切乾乾藷、麥類、大豆、花生、澱粉及麵類等。
以 1944 年日本、朝鮮與臺灣糧食供出佔實收比例比較，米穀方面，日本達 60.46％
，朝鮮 63.47％，臺灣 85.30％；麥類方面，日本達 53.70％，朝鮮 30.68％；
雜穀方面，朝鮮達 54.79％；甘藷方面，日本達 56.48％，臺灣 6.28％。
臺灣展現高度的米穀供出力，與超低的甘藷供出率，
可能是臺灣人以大量甘藷來取代米食。
另一方面，臺灣較為穩定的米穀生產與農村統制效能的發揮，
百姓得以保持較高的配合度。
*臺灣部分，供出量超過該部落攤派量之 90％以上時，每石給 22 圓獎勵金，
超過 100％時，每石給 70圓報獎金。樋口俊平，《「米穀責任供出制」早わかり》
（臺北：臺灣食糧經濟新聞社，1944），頁 3-4、44-45、48。
另外由於1939年。1939 年，日本及朝鮮米穀嚴重減產，
日本在 11 月調高 5 圓的米價，並強制米穀收購，朝鮮總督府隨即跟進，
但臺灣總督府尚考慮糖業會社的生產，只勉強提高了 2.93 圓的米價。
因為臺灣總督府的收購價太低，業者只好哄抬價格以求達到規定的收購量，
結果造成市場一陣混亂。農業會的收購系統確立後，米價成為不二價，
對於市場之穩定有所助益。整體而言，日治末期總督府的物價統制相當成功，
據吳聰敏整理的資料，1940 至 1944 年平均月物價上漲率在 2％以下。
供出數量是在插秧前先依前一年州廳的生產條件、生產狀況、水利、肥料及
甘蔗的面積等決定，攤派量則按州廳、市郡、街庄、部落（農業實行組合）
輾轉分配比例，而每戶的責任供出有賴部落會長、保甲、篤農家及米穀生產量調查員
對地方的熟悉與決議。已經決定的供出量原則上不變更，
但有特殊災害或其他情形才能申請核減，
結果是日本認為臺灣的糧食供應較朝鮮穩定，朝鮮必須壓低配給，
但臺灣卻可以增加糧食消耗。
※ 引述《nfish (這個世界是怎麼了)》之銘言：
: ※ 引述《sobiNOva (星星徹夜未眠)》之銘言：
: : 你是反串??上面台灣人的消費量比移出量還高阿XD
: : 每人年平均消費1石...台灣人現在都沒吃這麼多米好嗎
: : 這篇我早看過了
: : 日本人規劃的大東亞共榮圈是各自有不同雜糧產物，
: : 產米的也不是只有台灣啦，只是台灣蓬萊米真的棒^^
: : 朝鮮 台灣 南洋 糧食自給率都是超過100%
: : 是會互相交易的好嗎...原本台灣要推小麥，可惜品質不好
: : 關於甘藷，的確是作為代用糧食之用
: : 但你知道那時候甘藷也不便宜嗎?
: : 因為甘藷是當時酒精的原料之一
: : 甘藷太貴台灣人是會轉去吃米的!!
: : 自己看看圖也知道台灣米年年增產的幅度可是移出並沒有瘋狂增加
: : 甚至還有下降的，文獻都有記載，所以不要秀下限了
: : 台灣米產量在日治時代是完全足以供給台灣人自用的
: : 是因為二次大戰後期 日本運輸艦 常常被擊沉 加上本土被轟炸
: : 肥料不足，米價上揚，甘藷簽才廣泛成為主食好嗎..
: : (這原因是甘藷比較不吃肥料，而米要吃重肥，特別是蓬萊米
: : 上面文章也提到因為蓬萊米好價，台灣農民多已轉種蓬萊米)
: : 當時日本人自己也都是這樣吃的
: 皇民為了舔日，真的好噁心，假造歷史
: 來看一下台灣真正的歷史文獻
: 看看日本人怎麼迫害台灣，把米運到日本打仗用
: 台灣人吃不到自己的米
: 1938年日本帝國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頒佈〈國家總動員法〉，對國家
: 各種資源進行強力的掌控，包括食物的生產、分配。國家總動員法實施
: 的範圍不僅在日本本土，也包括其殖民地臺灣，對臺灣所產的稻米嚴加
: 控管並統籌調度。因此，1939年5月公佈〈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規定
: 臺灣生產的稻米不論出口或島內消費，一律集中管理，透過日本米穀株式
: 會社統一移出日本，而民間不得自行移出。而臺灣的米穀生產，必須配合
: 日本中央的米穀政策，由總督府與農林省事先商量，按月別決定數量，依
: 一定計畫將米由臺灣輸往日本內地販賣。
: 藉此使得日本中央政府能掌控殖民地臺灣的糧食資源。
: 1939年10月臺灣總督府公佈〈米穀配給統制規則〉，因為戰爭局勢規模擴大
: 且日漸緊張，物資消耗劇烈，實施對島內米穀食糧進行「總收購總
: 配給」制度。為全面掌控米穀生產與流通過程，臺灣總督府設置專責糧政
: 的機構「米穀局」，執行〈臺灣米穀移出管理令〉和「總收購總配給」制
: 度。米穀局則利用各地農會（1944年改為農業會），執行糧食收購、流通
: 等業務。由此可知，從米穀局到各地農業會，糧政體系更具「組織化」與
: 「一體化」，糧食流通全然掌控在國家手中，不論是輸出或是島內消費的
: 分配，臺灣總督府皆能進行整合式統制，徹底控制臺灣的糧食資源。
: 關於「總收購總配給」制度，可以分為糧食收購、糧食配給兩大部分。關於
: 米穀的收購，各地區的碾米業者以州廳為單位組成「米穀納入組合」，向農民
: 收購稻穀。農民所生產的糧食，除保留規定量的自食糧及種籽外，應全面繳交
: 「米穀納入組合」；經由「米穀納入組合」加工後，繳納給政府，再由總督府
: 米穀局出口至日本。
: 然而，隨著戰爭的惡化，總督府為了確保因應戰爭所需要的糧食，將收購數量
: 加以攤派各市街庄農業會。因此，農務課先評估田生產量，制定減去農家使用
: 的數量，用公定價格向農家收購。
: 由此可知，統治者企圖透過農業會的動員達到預定的收購數量。此政策也造成了
: ，農民無法負擔徵收米糧，而將維生米供出，如《灌園先生日記》記載
: ：「南屯佃人五名來，謂郡役所命令供出粟之數量不足，盡將伙食粟以抵額，
: 而不許可米榖配給券，似此無飯可食，何能耕作。」
: 透露出官方將收購與配給相配合，若沒有交足規定額度，將無法領到配給，
: 藉此提高糧食的徵收率。
: 至於糧食的配給，實行計口定量配給，配給量則根據各州廳消費量的
: 調查結果，由政府訂立配給計劃。根據計劃，政府將收購的米糧轉售於臺灣食糧營團
: ，由該營團實施配給。實際上，對人民而言，配給的食物總是不夠，
: 有時候一連幾天用副食品地瓜或麵包來代替三餐。
: 隨著戰勢的惡化，官方配給數量日漸減少，導致了人民僅依靠配給糧是不足裹復，
: 即使是霧峰林家，也面臨無米可炊之窘況，需向他人借糧。
: 參考文獻
: 臺灣省政府糧食管理處編，《臺灣百年糧政彙編》，第1編（臺北：臺灣省政府糧食管理
: 處，1997年），頁 2-9。
: 鐘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
: 所，2010年），頁37。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0年），頁19。
: 食糧營團：日治末期，總督府鑑於原來的米穀及其他食糧配給機構組織紛冗，致配給
: 制度及消費節約運動實施困難，故依據食糧管理令，將各地的食糧配給機構合併為
: 單一機構，於1944年1月設立「臺灣食糧營團」。
: 其任務在配合總督府所規定之食糧配給計畫，辦理主要食糧之配給，並依照總督之指定
: ，統一辦理必需食糧之貯藏。州農業會將徵集來的主要糧食加工後，再轉由食糧營團
: 配給，而民眾則需持領米簿至食糧營團領米。
: 參見李力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頁223-229。
: 臺灣食糧問題研究所，《臺灣食糧年鑑》（臺北：臺灣食糧研究所，1943年），頁46
: 。
: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們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
: 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頁234
: : 國民黨一接手，一年後立馬暴飢荒，不要說番薯簽
: 和國民黨什麼關係，被美國轟炸，水利設施都沒有了，國民黨不用重建啊
: 皇民真噁心，還好都有歷史文獻
: 台灣文獻
: 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
: 南部出現旱災，第2期作又遭遇颱風，並加上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遭破壞
: 等原因，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
: 的一半，減產約54％。（參見表1）臺灣面臨糧食短缺的現象，
: 地方士紳認為回復自由買賣，商人恐搶先一步收購、屯積，哄抬糧價，導致糧食
: 供給失調問題更形嚴峻。如當時霧峰士紳們擔心地方糧食被外地商人買走，
: 以致鄉內糧倉空虛。地方士紳商討後，決議由霧峰鄉農業會副會長林士英出面
: 勸告地主，將所收之米糧寄在農倉，切勿出售米糧給商人。再由農倉依時價出售
: 給民眾，避免鄉內民眾無米可糴。21說明地方士紳關心的是如何維持社會秩序，
: 避免糧食大量流出，維持地方上糧食供給充足。
: 17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5）1943》（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08年），頁194。
: 18 許雪姬等訪問、邱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3年），頁76。
: 19 鐘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頁37。
: 20 郭怡棻，〈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
: 灣史研究所，2011年），頁61-64。
: 21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頁359。
: : 路上野草泥巴都有人吃
: : 本來自殺率不高的台灣居然天天有人上吊自殺
: : 一堆人養不起兒子女兒全家自殺的也有
: : 飢荒完就是228了，為何 百姓都沒東西吃了四處抗議
: : 結果9.2還會說228是歷史必然的結果(笑)
: : 給KMT統治的確就是這種結果啦..
: : 會輸掉大陸真的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