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IronHand (小花*)》之銘言：
: 宋教仁先生畢生倡導民主、責任內閣制，
: 也是國民黨組建的元老之一，也曾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
: 1913年國民黨在國民大會選戰中大勝獲得壓倒性席次，
: 正要以黨魁身分成為總理的宋教仁先生卻在北上途中遇刺身亡，享年31歲。
: 孫文先生自不必說，我們國父，下略十萬字。
: 宋教仁先生似乎不喜江湖幫會，對有洪門背景的孫文先生有一些見解。
: (這樣算政敵嗎？)
: 有沒有人能分享一下關於孫文先生與宋教仁先生之間矛盾的八卦。
推文有人提到所謂的黃金十年
看一下中國歷史學者怎麼說的 http://goo.gl/MRfwQV
劉仲敬：抗戰打斷了“黃金十年”是國民黨發明的神話
華盛頓會議和九國公約重新規劃了一戰後的遠東秩序，以協約國在遠東的主力日本為最大
犧牲者。
從日本的角度看，“優等生”策略突然失靈了。
從中國的角度看，“流氓外交”突然顯得比“紳士外交”更有效。此後十年，十九世紀的
外交規範日益撕裂。中日雙方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雙重外交。
日本的雙重外交意味著外務省和軍部的分裂，兩個決策中心執行兩種不同政策。中國的雙
重外交意味著同一批決策者執行兩種不同政策，遇強則弱、遇弱則強。兩種“雙重外交”
造成的長期後果，如果翻譯成居委會大媽的白話文就是：中國不斷耍小聰明佔小便宜，然
後吃一次大虧，落到前功盡棄的地步，然後從頭開始故伎重演。講理的日本人一再吃啞巴
虧，喪失白紙黑字的權益，弄得自己像個傻瓜。耍橫的日本人一再撈到法外的利益，覺得
對方就是吃硬不吃軟的角色，“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才是最好的。
英國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觀看這些不太體面的表現，覺得亞洲人就是既野蠻又狡詐，倒霉
也是自作自受。
1922年，外務省制定《時局處理方針》：“尊重九國公約主旨，執行對華時局共同協議。
”僅僅兩年以後，軍部就要求在直奉衝突中支持張作霖。從南京事件、濟南事件到九一八
事件，軍部“隱忍”的耐性不斷降低。民政黨內閣倒台後，霞關（外務省所在地）自己都
覺得自己像一群失去觀眾的演員。他們的做法就是不斷重提1922年的框架，一次又一次地
簽署新的協定。
這事一點難度都沒有，因為只有在當事人決心履行義務的情況下，談判才會變得棘手。
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至少國民政府一方沒有什麼認真談判的興趣。革命外交就是“
對於既存的國際規則、慣例、或條約的束縛，都要一概打破”。任何安排都是臨時的，最
終目的就是將帝國主義掃地出門。
“抗戰打斷了北伐後的黃金時代”，其實是國民黨在失敗以後發明的神話。無論從二十世
紀歷史的整體趨勢看，還是從國民政府的內部文件看，抗戰都是北伐的直接延續，國民政
府並沒有“世界終將從對抗走向對話”的天真念頭。
1929年4月，《中華民國國防計劃綱領草案》提出：“由外交之現勢、地理之地位、歷史
之事蹟而判斷，將來與我國發生戰爭公算較多之敵國，首為陸、海相接而有滿蒙問題、山
東問題及其他多數利害衝突問題之日本。”
日本人倒是沒有製定什麼針對中國的戰爭計劃，直到淞滬抗戰爆發。不過，那是因為他們
根本不覺得國軍有什麼戰鬥力。他們唯一忌憚或厭惡的對象，毋寧說是外交部的牛皮糖戰
術。
1928年以後，國民政府對英法美的修約談判是認真對待的。對日交涉就完全兩樣，達不成
協議比達成協議更好，因為任何協議都解決不了滿蒙特殊地位問題，所以任何協議都是革
命下一階段的推翻對象，現在何必太認真呢？王正廷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態度，是以
不了了之。”於是，一切都變成了懸案。
牛皮糖戰術的主要受害者，就是日本的國際協調派和商人。1931年以前，他們說話還能管
用。然而說話管用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找不到負責任的交涉對象。1928年，張學良拒絕
執行父親一年前簽署的《新五路協定》。他的藉口非常幼稚，說是原來的文本弄丟了。日
本人沒有追究，其實是因為滿鐵當時還很想做生意。張學良自己得出的結論完全不一樣，
得意洋洋地表示“年輕人辦事也不差”。
1929年4月，遼寧省政府發出訓令《禁止土地、房屋出賣給日本人》。1930年7月，遼寧省
政府發出訓令《禁止中日合辦各項事業》。1930年9月，遼寧省政府《禁止盜賣國家土地
》規定：無論私有、官有、公有土地，賣與或租與外國人者，均以盜賣國土論處，處以死
刑、無期徒刑或課以罰金。
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點在於：它們同時違背了條約義務和國內法律。日本人的反應是找了
一批國際法專家，在報刊上論證為什麼這樣做是錯的。這一招早已在抵貨運動時用過，效
果是一模一樣的。也就是說，一點效果也沒有。
國民政府長期搞群眾運動，非常清楚怎樣侮弄死腦筋的對手。他們依靠黨部操縱群眾團體
，就像地下高利貸錢莊依靠黑社會。如果發生問題，都可以算成民間組織的責任。
東北易幟後，張學良很快就掌握了這種藝術。他不准國民黨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成立黨部
，而是另外組織了一批群眾團體，例如著名的“國民外交協會”。根據馬越山的記載，他
對盧廣績說：“你們是群眾團體的負責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們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運動是總司令身邊的人煽動起來的”，但是無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雙方
都想達成協議，否則就會淪為爭取輿論支持的公關表演。“張學良時代的對日態度，已從
排日事件發展到對日攻勢，而以剷除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地位為目標。”重光葵說他“樹立
了公然排日的方針，用很露骨的辦法想把日本勢力逐出滿洲。”
九一八事變是南次郎對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戰，然而下台的卻是後者。日本方面的雙重外交
顛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國民政府方面的雙重外交顛倒位置。
張學良、蔣介石、胡漢民和汪兆銘在此後的幾十年內，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論證“不抵抗政
策”和“國際道義”，希望給國際社會留下有利於自己的印象。他們在國外的輿論工作非
常失敗，幾乎不遜於國內輿論工作的巨大成功，結果造成了流傳至今的綏靖神話。
其實里頓調查團時代的國際社會與其說是綏靖日本的橫暴，不如說是厭惡國民政府的小動
作。
英國外交大臣西蒙的兩份備忘錄很能說明問題。《滿洲》備忘錄說：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接
收了俄國在滿洲的權益，但中國從來不願接受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中國從過去的消極抵抗
發展到現在的積極抵抗，衝突日益擴大和頻繁，終於在九一八全面爆發。日本違反《國聯
盟約》的原則，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質是複雜的，不能解釋為一國入侵其他國家。因為
南滿鐵路屬於日本，日本有權在鐵路沿線駐兵保障鐵路的通行。
《當前的中國危機與英日關係》備忘錄說：中國在東北建設與南滿鐵路相競爭的鐵路，引
起了日本的不滿，導致了危機的爆發。欺詐和野蠻是東方人的特徵，英國人犯不著蹚渾水
。里頓報告反對恢復東北戰前狀況，建議派遣國際維和部隊進駐，其中明顯蘊涵了不相信
國民政府會遵守條約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積極地拒絕撤軍，國民政府才得以在國內輿
論戰當中將全部責任推給日本。
不過甚至晚至盧溝橋事變，國民政府在國外的輿論工作仍然沒有什麼起色。英美外交官都
不相信日本人有意發動戰爭，只有蘇聯心滿意足地收復了北伐時代的人肉盾牌。這種內外
有別的格局一直在延續，雖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