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專欄：「半民主化」在中國也不可能？
習近平近來一系列左傾威權主義動作開始引發人們對中國社會是否要走回頭路的擔憂。
（BBC中文網）
針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先生近期出版的新書《中國的未來》裡的觀點，復旦大學
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先生近日（4月4日）在BBC中文網發表署名文章《沈大偉對中國政
治制度的錯誤估計》，宋魯鄭先生文中提及沈大偉對中國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
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論。我當然不會建議中國採用美國式的民主。」 「如果中國採取
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話，應該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有趣的是，宋先生並沒有認真探討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適合中國，而是一味強調中國
現在的政權模式的特色性，似乎中國的傳統與現實，註定了中國現在政權模式不可改變，
天然合理。
宋魯鄭先生文章給讀者的感受是，中國現在的體制是合理的，中國連沈大偉先生提出的「
半民主化」，也不需要。
一、 關於前後30年
宋魯鄭對沈大偉觀點的評價是：「沈大偉先生的錯誤在於，要麼他完全忽視中國政治制度
在前30年的積極性作用，要麼過高估計政治制度在後30年中國發展的作用。」可惜，我們
沒有看到宋先生對毛時代30年中國政治制度的積極性作用的精闢分析或指證。宋先生在文
中也指出，中共結束了文革，從個人集權制過渡到了集體領導制，經濟上從計劃經濟過渡
到了市場經濟，所以中國經濟出現了活力，也實現了「崛起」，躍居成為第二大世界經濟
體。
宋魯鄭看到了中國政治的改變，但並不完全尊重史實，甚至不尊重中共自己作出的關於文
革的相關決議，毛澤東從三反五反到打擊右派，再到文革，以過激的社會主義建設與階級
鬥爭方式，使數以百萬人遭到迫害，數以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經濟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如果還要從人類罕見的政治災難中找到積極的作用，如果真有所謂的亮點，只能說那是
人類的某些生存或發展必須的本能，帶來的些微進步。還有，專制形態下，剝奪公民的自
由選擇權，用政治號召來製造紅旗渠、大寨這些人造政治工程，均是非市場經濟行為下的
「政績」。這些政績的背後，既不尊重個人勞動
財富的創造，也不去評估投資與產出的績效，特別是像大煉鋼鐵這樣的大運動，對森林與
生態的破壞，對私有財產的掠奪（百姓要砸鍋為鐵，奉獻給公社煉鋼），結果都是災難性
的。
有一種詭辯邏輯，叫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詭辯邏輯總能在反人性的歷史事實中找到自己需
要的積極意義，譬如人民公社這樣的反人性剝奪私有財產的政治體制，辯證唯物主義者們
卻看到了它的積極一面，就是辦了許多大專案，一句政治號召，百姓就交出土地，甚至交
出耕牛與糧食，然後吃公社大鍋飯，最後釀成數以千萬計的人被餓死，還有，公社要興修
水利工程，百姓就離鄉背井，逃荒要飯，無償讓出土地。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詭辯邏輯，根
本忽略的是人權，或對人的生命權的敬畏。生命對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永遠都是政
治工具，為了政黨的政治目標，隨時可以奉獻一切。
毛時代的30年，中國社會既沒有政治自由，也沒有經濟自由，所謂計劃經濟，就是政治完全控制社會經濟，每一個人都必須依附行政權力來生活。改革後的三十年呢？中國經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中國人民沒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也沒有憲法保障的各項自由權，連中共政黨內部，也沒有黨內的民主。
現在沈大偉提出的，只是希望中共邁半步，實現半民主，達到新加坡那樣的一定政治控制下的法治、民主自由社會（半民主半自由法治社會）。
二、中國的權力交接仍然充滿刀光劍影
宋魯鄭的文章，與中共主流媒體一樣，強調一党領導的優越性：「一党領導，可以避免委
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
的出現。」
宋魯鄭如何解釋歐美憲政民主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民主共和制，定期選舉國家領導人，
難道就沒有國家長期戰略？民主與極權國家的國家長期戰略是一樣的存在，只是，民主憲
政國家由全民或公民委託的議員，來參與國家制定國策，而極權國家只會由最高領導人或
最高領導集體來決策國家戰略。最為致命的是，共產黨的戰略完全不是國家戰略，而是解
放全人類的戰略，如果不通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並進而實現全人類的解
放，那麼，共產黨就改變了自己的歷史屬性，如果共產黨尊重自己的歷史使命，那麼，中
國的國家戰略則是要改變人類未來進程的戰略。
再說到政治強人，中國的政治體制一直沒有解決政治強人與政治庸人的問題，毛澤東是政
治強人，鄧小平也是，前30年的中共體制，沒有解決毛澤東的政治強權問題，因此釀成了
文革等一系列災難，後三十年的開始，中共也沒有解決鄧小平的強權問題，鄧小平因此可
以罷免了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共強調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而其內部，則遵循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治強權，誰掌握了軍權，誰就擁有了黨內的核心
地位。只要是党領導軍隊，軍隊沒有國家化，那麼，宋魯鄭所言的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就是一個笑談。
沒有獨立的國會議會制約，一党領導一切的體制，不可能遏制政治強人的出現。這是一黨
政治的悲劇性宿命。至於說到它的安全性，宋魯鄭提及，中共政制至今幾代轉換，都是和
平的，但宋魯鄭沒有細細思量它暗藏的刀光劍影，毛澤東把政權交給華國鋒、江青，權力
交接是失敗的，鄧小平把政權交給江澤民，並隔代指定了胡錦濤，不受制約的江澤民因此
擁有了軍隊的擁戴，所以把胡錦濤變成一介政治庸人，而胡錦濤在移交最高政治權力之時
，既遭遇到薄熙來的挑戰，又受到周永康的異變，迫使習近平改變了刑不上常委的中共政
治潛規則，中共現在的政治格局，某種程度上，
是被一記耳光、一場車禍改變，薄熙來對王力軍的一記耳光，以及令計畫兒子的一場車禍
，就將中共的政治格局完全改變了。
一個龐大政治體的暗箱政治，總是給人一種和平假像，但它是靠專政維穩機制來維繫它的
穩定，專政機制一旦失靈，就必然分崩離析，而它的最終崩潰，就對社會與當局自身造成
重創，甚至是災難性的大變局。
三、龐大而不受制約的行政體系
宋魯鄭為了證明中共官僚體制的正當性，不惜從傳統中國社會中找資源：「如果從中國自
身的傳統和現代演變的角度，我們可以說：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
拔。」這種觀點無疑是在證明中共仍然延續了家天下的極權模式，只是傳統社會中的家天
下，變成了現在的党天下，傳統中國社會選賢任能，通過科舉制來實現，所謂道德文章優
秀者，朝為放牛郎，暮入天子堂，個人的德性與才華，是被選入各級行政職位的標準，所
以傳統中國社會的穩定性，是建立在德治與法治互補之上，還有就是，傳統統治者畢竟還
有對天地神靈的敬畏，對生命的神聖性有一定的良性認知。
而中共的政治體系沒有信仰，把政治觀念當成個人信仰，把一黨統治當成最高價值追求，
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一黨的專政統治。如果說戰爭年代早期中共政治人物還有一定的理想追
求的話，和平時代特別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共則完全是一個利益集團。中共的人治，使官
員的進入機制、升遷機制、淘汰機制都 非常隨意，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共高級領
導人的子女均可以被分配安置一個副部長級位置，這種權貴聯盟一直深刻地影響到現在中
共政治格局。譬如李鵬的兒子李小鵬，從國企直接任職山西省副省長，而李鵬的女兒李小
琳是重點央視的掌門人，近日曝光的巴拿馬檔上，就有她的洗錢記錄，由於離岸洗錢的名
單涉及更多的中共領導人，中紀委也難以入手調查處理。
所以，現行體制這種靠血親與利益維繫起來的政治同盟，它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能有幾成？
宋魯鄭先生的文章裡，均刻意回避了這些無法回避的事實。與傳統社會的政權相比，中共
政權既龐大，又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它的宏大在於，既有党系幹部，又有團系、婦聯、
工會、文聯作協等等政權輔助體系，這一行政體系疊床架屋，使國力不堪重負，而且這一
體系從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基層的鄉鎮，黨團系更是深入到村一級。傳統社會的政權只是到
縣一級，縣以下靠自治，靠士紳或家族的力量維繫。特別是傳統社會一般只有三五名縣官
，而鄉鎮機構和人員不斷擴張，不僅普遍建立了黨委、政府、人大（專職主席副主席及辦
公室）、紀委、武裝部等所謂「五大班子」，一些地區還設立了政協機構。
如此龐大的行政機構靠誰養活，當然是納稅人，各級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財政供養，還是地
方巨大債務的製造者，由於政府不斷換屆，所以地方債務是無責任債務。在經濟快速增長
之時，中央與地方、官與民勉強可以維持經濟平衡，但經濟增長停滯或經濟出現危機之時
，社會矛盾必然會集中爆發，當地方政權不能向上級政府獲得經濟支持之時，他們會通過
各種巧取豪奪方式，來維持政府利益集團的利益。
中國龐大的行政體系是在經濟快速擴張過程中形成的，既是為了擴張公權力的勢力，又是
福蔭各種權貴關係，在經濟下行或危機過程中，必然會撕裂社會，它會造成基層社會的利
益衝突與撕裂。
龐大的官僚體系不僅吞蝕著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政治上，其公權力也無法形成制約，
無論哪一級政府的五大班子，都會形成一個以黨委書記為核心的權力中心，每一個成員或
機構都要在各級核心的羽翼下生存與發展，所以，每一級黨委政府，都會是一個權力與利
益的共同體。在家天下時代，百姓只需要供養一個帝王的大家族，縣級行政編制也不過三
五名，而現在的党天下，百姓卻在供養政府之外，還得供養黨系及其附庸機構（工青婦以
及所謂的事業單位）。
有鑒如此，中國的政治轉型，要麼是自上而下的積極轉型，要麼是經濟不堪重負，被迫轉
型，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經濟與社會各種危機爆發，經過一段時間的社會動盪，最終實現轉
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的政治形態不可能例外。
中國的政治轉型，像沈大偉提出的半民主化，也是一種妥協方式，中共如果能積極主導這
種政治轉型，也許可以避免災難性的突變，如果仍然迷戀宋魯鄭式的讚美，不思政治改革
，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悲劇。
＊作者為旅美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