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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者：儒家眼中的“劉曉波式困境” ...轉自多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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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正經历著痛苦的精神選擇，這种痛苦是自我困境
與“家國困境”的嵌套，也摻雜著模棱兩可又看似明晰的“普世”認知。這种痛苦與困境
究竟來自何處，是一個亟待澄明的問題。 就此，多維新聞采訪了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历史
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方朝暉，在他看來，西方的自由、平等在中國缺少
現實土壤。 多維：有些自由主義者認為西方那套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念具有普世
意義，以前溫家寶會強調與西方普世價值靠攏，習近平上台后強調中國理論，所謂“四個
自信”，你認為西方的那套價值觀念是不是普世價值，那些自由主義者的看法有沒有道理
？ 方朝輝：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觀比如自由、人權、民主、法制，這些東西作為普
世價值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能夠成為普世價值的東西太多了，比如儒家所講的仁義禮智信
沒有普世性嗎，沒有普世價值嗎，关鍵在于這些東西在一個民族的文化和社會生活中能起
到多大的作用，比如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會否定真善美是普世價值，但是有几個民族
把真善美当做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來對待，恐怕很少。西方人当然也崇拜真善美
，但是他們在社會生活当中，社會制度方面，他們認為民主法治這些東西更有實際可操作
的價值。 所以承認某种東西具有普世意義，不能說明太多的問題，关鍵還是在一個民族
的社會制度與建設，民族的社會生活層面，什么樣的東西是有力量的。 承認民主自由是
普世價值，不等于印度人會放棄印度教。說一個東西具有普世的意義，但是在一個民族的
實際生活、人的精神價值信仰、社會制度建構、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如果只有邊緣的作用
，沒有根本作用的話，那就有問題了。 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普遍有一
种制度決定論的思維模式，他們想象当中認為有一种好的社會制度，是建立在對人性普遍
原理理解的基礎之上，基于這种理解推出普世性，這是他們犯的一個基本錯誤。 劉曉波
得到香港等地民眾的熱烈聲援，然而在中國，認識民主、平等、自由這些概念前提是認識
腳下的土地（圖源：Reuters） 實際上西方自由主義的大師，包括哈耶克、托克維爾在內
的一些人都強調法制和民主必须要在一种特定的社會土壤中才能生長起來。 舉一個簡單
的例子，之前有段時間我也注意西方的日本研究，因為日本是二戰后全世界現代化最成功
的國家，所以西方很多學者研究日本的現代性問題。他們发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二戰以后
的日本在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完全是照抄美國，但沒有任何一個日本專家將日本現代化
的成就歸功于民主、法制和自由。 他們認為日本所取得的成就，是日本這個民族自身的
文化所決定的，比如有些西方學者深入地发現“禮”在日本人的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方面
发揮多么強大的作用。 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中國如果寄希望
于未來社會的進步，靠學習民主、自由、民權是很可笑的。但也不是說要反對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作為普世價值沒有問題，但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 多維：既然自由派知
識分子的解決方式不對，那么問題出在哪里？ 方朝輝：我是講西方這套自由主義的理論
不是根本性的力量，当然它有它的價值。关鍵問題在于在中國的文化土壤里，一种好的法
制、憲政如何才能建立起來，這是比喊几個口號困難多的事情。 就中國實際而言，黨員
的信仰世界要不要重建，還有改革開放之后，整個國家把經濟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沒有把
社會的爭議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在出現很多坑蒙拐騙的時候沒有及時地加以制止，引導
整個社會的潮流就是向經濟利益发展，經濟利益成為衡量一個人成敗的最重要的標准。
当社會的標准一旦形成，它就會直接影響千千万万官員的思維模式。90年代我家鄉有很多
中小學老師都選擇停薪留職下海經商，按理說老師這個職業在公務員體制里是比較好的職
業，為什么大家都放棄了呢，因為都禁不住金錢的誘惑。 在這個邏輯下，当官的自然也
要搞錢，是因為社會巨大的溫床才培育了大批的貪官，再好的社會制度，也抵擋不了社會
的風氣，不解決這些問題，只講民主法治，能解決貪腐嗎。我承認中國新聞信息的不夠透
明，包括政治制度的不夠民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多維：剛才你提到，中國自由派知識
分子的困境、迷思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對此能否展開說明？ 經過我的研究，发現
有一個東西是被忽略的，就是過去几千年來中國文化是建立在三個預設的基礎之上。 第
一個預設就是，中國人只有一個世界，也只相信這一個世界，不以他生活的這個世界為虛
幻，天地六合不是假的，有了這個寄托，中國人的希望和生死都在其中。 第二個預設是
中國文化從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國人既然不相信死后的世界，就不把人和神
之間的关系看得最為重要，所有最重要的关系都來自這個世界当中的关系。 人們會很自
然地傾向認為自己的安全感來源于关系世界，你的关系世界給你最大的保護和依賴，由此
產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國人把親情看得高于一切，親情如果按照儒家的方式來引導，它可
以把一個人培養成君子，如果不受引導，它就會讓人做壞事、拉关系、走后門，就像文革
時期表面上都在喊共產主義多么高尚，實際上背后都在搞关系，关系就變成了一种負面的
東西。 但是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他都是关系本位的。過去儒道法三股在中國历史上影
響最大的思潮都是在圍繞关系本位做文章，儒家要把人與人之間的关系按照禮制的等級秩
序來塑造，法家是把人與人的关系当做權謀之道來加以利用，道家是對人情面子的鎖鏈非
常厭惡，要逃脫這种关系，回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這個還是一個关系世界。 之所以儒道
法三家在世俗世界里占統治地位，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关系本位決定的，由此產生的后果
就是禮大于法。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為什么自由沒有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莊子、
魏晉玄學家都很重視自由，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把自由当作核心價值來追求，因為每個人
安全感來自于他的关系網絡世界。 魏晉時期的玄學家想把莊子所講的自由變成現實生活
中的自由，所以他們在行為方式上放蕩不羈，終日喝得爛醉，結果這些人絕大多數壽命都
非常短。中國近代史上倡導自由主義的，像胡適、陳獨秀、魯迅，几乎也都是不長命，只
有胡適活到了71歲。你會发現秉承自由主義的人在中國由面子和人情構成的網絡中難以生
存，精神世界非常痛苦，因為他們協調處理不好各种关系，結果自己痛苦，也沒有辦法做
成什么事情，會感到特别孤獨。魯迅把阮籍、嵇康看做自己的精神典范，但只活了五十几
歲就去世了。 阮籍、嵇康硬要把自由主義還原到現實当中來，與無比龐大的人情面子的
網絡對抗，是對抗不了的。 竹林七賢式的自由追求與当下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行為有
著同構性（圖源：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儒道法在中國一直不衰，是得益于中國文化的关
系本位，法家雖然不是經常被提起，但其實都是儒表法里，法家深得統治者的欣賞，它是
把人與人之間的关系研究透了，它只是從另一個角度對人際关系加以利用。道家是一种逃
脫，儒家是一种規范，都是人對关系本位的處理方法，這個傳統決定了禮大于法，禮比法
在中國社會更有價值，法從來是不講面子的。 為什么講禮大于法，禮是建立在人情的基
礎上，禮是對人情一种規范和處理，怎么恰到好處把人情處理好，喪禮就是禮当中最最重
要的一個禮，它就是處理在喪的過程当中情感的发泄和收斂的方法，它是處理這么一個問
題。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法制在中國文化行不通。我曾經專門寫過文章，我們不是天
天講法治，官方文件也是講法治，但誰要是今天寫問題反對法治，連官方都是不接受的
。 但是我一直認為法治雖然在中國也是必要的，但是它永遠不會禮治更重要的。儒家一
個基本的觀點，就是認為一個社會秩序的真正基礎在于人的情感調適，整個社會講所謂的
仁愛德讓這种人情的實踐，這把這种人情的實踐給創造出來，從官方的角度來善于引導這
种人情的发展，讓人和人之間都有一种互諒互讓互愛的意識，一切制度和秩序都很自然就
會生效了，就是沒有制度也會有秩序，不要老是想不斷的創造新的制度，老是想怎么創造
新的制度是沒有用處的，中國人實際上是不相信這個東西，中國人永遠認為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因為法治是現代性最核心的因素之一，但是就是說我們認識到中國文化是以
关系為本位的，這個关系就是以人情和面子為核心的，就是人和人為关系為核心的文化，
你會发現法治在中國文化当中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個預設是团體主義。“关系”
并非總限于與單個對象的关系，還可以指與一組對象的关系，而這組對象構成了自己的生
存環境，所以許烺光稱中國文化是“處境中心的”（situation-centred，與美國文化“
個人中心”相對）。 当一組對象構成一個团體時，就形成了文化团體主義（
collectivism）。所謂文化“团體主義”，是與文化“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相
對的，常常指把個人当把集體的一分子而不是獨立的實體，因而更关心個人在集體中的位
置和形象，而我則認為文化团體主義指個人本能地認為集體是個人人生安全感的主要保障
或來源之一。 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于集體的強調，包括今天從正面講的民族主義、集體
主義、愛國主義之類，以及從反面講的幫派主義、山頭主義、地方主義之類，其背后的文
化心理源頭是一樣的，即體現了他們追求個人心理安全保障的集體無意識。 ...轉自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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