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前篇，先探討宋代的澶淵體系：
「
如前所述，在中華世界裡，歷史修撰與解讀事實上具有國家宗教的功能，而被傾向於掙脫
外在限制和內在約束的專制統治者們所控制。審查、扭曲和竄改歷史紀錄，以及壟斷歷史
教學，自古以來都是中國常見而有效的治國之道。官方歷史書籍(也包括許多非官方書寫，
但為官方認可的書籍)汗牛充棟，整齊劃一地描繪了再歐亞大陸東部的整個已知世界裡，從
秦到清兩千年來一個個連續王朝的循環更替和週期性興衰，重複著相同的秦漢政體和中華
秩序。但實際上，中華世界的政治史遠非如此，而是多樣的、動態的，當中央一統的世界
帝國缺席時，便會階段性出現事實上的國際關係體系。
更重要的是，在中華世界還出現過長達三個世紀之久的法理上的國際關係歷史，即處在澶
淵之盟────相當於西發里亞條約的中華版────的宋代(960~1279)。這一世界秩序
不僅創造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機遇。但它不幸地被遺棄
，其深刻教訓也大半被遺忘，直到今天。
」
「
北周帝國的政權，在959年被它的一員大將趙匡胤通過不流血的政變而篡奪。趙以他曾任節
度使時的駐地宋州的地名，命名其新帝國為宋，類似於幾個世紀前隋帝國的開國方式，宋
在不到20年內就清除了中原的其他政權，重新建立了一個漢族的秦漢式帝國，統治整個中
國本土，但不包括燕雲十六州(又名幽燕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已於937年被後晉帝國───
─唐帝國後幾個短命政權之一，由突厥族統治────割讓給崛起的契丹族統治的遼帝國
。
漢族人傳統上就居住在總面積大約為4萬6千平方英里的燕雲十六州。該地區自先秦時代起
就一直是中原(中國本土)北端重要的戰略要地，包括今天的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和天津
。該地區從一開始就成為宋帝國與其北方鄰國之間一個關鍵性的爭執，也是一個持久的傷
疤，不斷地提醒著漢族統治菁英們，他們是如何令人不堪地沒有實現天下一統的中華秩序
。燕雲十六州大約是阿爾薩斯─洛林帝國領土(Imperial Territory of Alsace-Lorraine)
的10倍大，後者同樣深深地浸透了民族情感與征戰鮮血。它在塑造宋代中國世界國際關係
上的作用，比阿爾薩斯─洛林引發的法國與德國的長期爭鬥對西歐國際體系的影響還要大
。它是宋帝國與強大的遼帝國(及後來的金帝國)之間不斷作戰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要完全『收復』燕雲十六州，從而統一整個中原(整個已知中華世界)，是宋帝國
的傳統夢想，也是它無法逃避的天命，而後來直接導致了它似乎命定的毀滅。
」
所以可以看到某些人罵石敬塘兒皇帝是沒有道理的，人家是突厥人政權，憑什麼要為你漢
族的大一統政權理念著想喔?
不論國共的歷史課本明顯都刻意不提這點。
「
宋帝國的版圖比其他漢族統治的世界帝國如秦漢、隋唐和明都小，更不用說非漢族統治的
蒙元和滿清了。它一直都不是整個中華世界唯一的政權，甚至也不是中原唯一的政權，因
此無法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宋帝國很快接受了現實，無論是多麼地勉強和不情
願。它做出了重大的妥協，放棄了為世界統一而戰的使命，基本遵守了中華世界分立的國
際政治秩序，並正式地予以合法化。
宋帝國由此成為已知世界諸多共存國家中的一員，雖然還是常常自詡為至少是多國中的世
界中心。因此，先秦的世界秩序於是在中華世界裡復興，並且通過澶淵之盟得到了文字和
法理的正式確認。
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深深地塑造和維持了宋帝國內部特有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
產生了宋史學家鄧廣銘所稱的在整個2000多年中華古代文明史上，『既空前絕後，也無與
倫比的』物質成就和文化精神進步的『最高峰』。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新而獨特的內部因素和外部條件都逐漸消減，被宋帝國深深
內含的秦漢政體邏輯，以及建立中華秩序的天下一統之天命所抵銷和顛覆，並最終鑄成宋
統治者們本可避免的生死攸關的人為大錯。雄心勃勃的皇帝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想通
過變法『富國強兵』，用武力擴張宋帝國，仿效漢唐皇帝們成為君臨整個已知世界的強大
秦漢式君主。然而，他粗放而代價昂貴的變法，實際上開啟了帝國被動搖、離析並最終崩
毀的進程。
到了宋徽宗年間(1100~1126年在位)，帝國的野心和虛榮心與各個政治集團失控的利益衝突
，互相交織，導致了宋帝國的社團主義(corporatism)政治(士大夫政治)發生異化，從而削
弱了帝國的決策能力。此時，源起北亞草原的女真族金帝國和蒙古族帝國，受氣候和人口
變化的強大驅使相繼往南擴張，與宋帝國連續的決策失誤相互作用，由此結束了中華歷史
的古典時代，迎來了中華秩序在後續的元明清世界帝國裡的終極復辟。
」
「
雖然宋代皇帝們基本上都是儒化法家的秦漢式專制統治者，但是他們的統治從一開始就很
少有獨裁暴政，非常罕見也很了不起。這也許是因為受到當時已存在的西發里亞式世界秩
序的制約。有些宋代皇帝還近似威權主義開明君主，實行一種接近社團主義貴族政治
(corporatist aristocracy)的統治方式。宋帝國政治上比較注重國內，更加儒家化，偏重
孟子的人本主義理念，強調國內安寧和帝國福祉，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整個已知世界。
宋朝的統治者們在現實中基本放棄了天下一統的野心。他們在國內外政策上更傾向於妥協
，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常常還是故作姿態，以天下唯一的天子自居。他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
容忍了以忠於皇權為前提的多元化，以及各黨派之間關於政策的辯論與異議，基本遵守了
依法治國(rule by law)的原則，主要通過內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獲得權力和財富，而不是通
過無止境的稅收、軍事擴張與征服，去追求帝國榮光。
與其他秦漢式統治者一樣，宋帝國繼續使用了一些傳統的帝制治國手段，如改進後更加公
平、對平民們更加開放的科舉制度。宋代官僚體系大為擴展和強化，並且更為專業化，從
而大體上整合社會菁英。宋帝國繼續了官修歷史的傳統，但是對私人修纂歷史、文學藝術
乃至政論的寫作和出版都相當寬容。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發展上有了新的實踐和特點，統
治菁英和地方仕紳都積極地參與並常常影響了國家政策。
宋帝國有個仁政哲學和『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作為最終的決策者，皇帝保留
制定規則和法律的權力，但是皇帝的詔書必須要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由文人構成的內閣
大臣們，管理所有國事包括軍事。職業軍官們定期輪換，並只有在戰時才能在文官監督下
被授權指揮特定的軍隊。
宋帝國的開國皇帝就設下規則，不對大臣、顧問、文人(包括私人歷史作家和教師)以及給
皇帝提建議甚至批評意見的人使用死刑，從而使官員、紳士、受過教育的人，甚至其中的
異議者，都大體排除在法家治國的屠刀之外。宋帝國的菁英們所能受到的最嚴厲懲罰，通
常就是撤職、降職、國內流放和監禁。有宋三百多年裡，只有極少數高官被政府處死，例
如中國民間文學中最著名的愛國英雄岳飛。據考證，宋代沒有後來中華世界裡無處不在的
、在皇帝乃至上司和官員面前下跪的儀式。在宋代，受過教育、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尤
其是通過科舉考試被任命為文官的菁英們，享受著整個中華歷史上都無與倫比的驕傲、聲
譽、權力和保護。
」
這裡補充一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大眾熟知的包青天就是宋代人，其實這很接近是典型
的依法治國的概念。
但是當然，需要民間傳誦，就說明這不是常態。而民間少有傳誦其他朝代的這類清官，就
更說明了大多數時候中華秩序的本質並非依法治國的法治理念。
然後現代體系下其實文人治國也是常態，強如美國這種空前的軍事強權，他的國防部長也
依然必須是文官，即使是軍人轉任中樞軍事官僚，也有限制三年以後方能擔任的條款在，
所以文人治國並非有問題的理念，而是宋朝施行的機制和其軍人培訓的目的出了問題。
然後是宋朝之殤：
「
對軍人的有效控制和總體上相對開明的治理，使得宋帝國在三個世紀裡從未有過嚴重的內
部挑戰危及其統治。沒有什麼暴君獨裁，沒有邪惡的宦官專權，沒有可怕的軍閥割據或軍
事政變，也沒有大規模的內部叛亂。這一切都是整個中華世界專制統治史上罕見的成就。
然而，這個被黃仁宇稱之為『大膽試驗』的開明帝國，還是被其秦漢政體內在的強大邏輯
所驅使，因為面臨『沒有統一』的燕雲十六州，宋帝國深感其連中原都無法統一的缺憾和
自卑。由於武力有限，於是外交手段就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
所以當12世紀初，遼帝國內部的女真族崛起，並建立起強大的金帝國，從而使得遼國國力
大傷時，就似乎給了宋帝國一個誘人的機會。一般說來還是相當明智的宋帝國決策者們，
『不得不』背棄盟友遼國，去與未知的對手金國做一個極具誘惑力但也冒高風險的交易，
希望能藉此『收復』全部的燕雲十六州，從而至少完成統一整個中原的天命。這一決定是
基於秦漢政體的本性，也彰顯了中華秩序的強大邏輯力量。但是歷史很快就證明，這個決
定是宋帝國為自己鑄成的致命大錯。
」
所以歷史小說裡經常出現的強化宋朝以統一天下，其實還是受到了這種內在觀念的驅使，
並沒有深思其合理性。
最明顯的就是連台灣的讀者也經常受此影響，並未去質疑宋朝背盟的合理性，本書作者用
的詞就很巧妙地揭示了這點："不得不"。
什麼樣的理由可以讓現代讀者忽視這種背盟的合法性合理性呢?就是我們內在對天下一統的
認可，於是宋朝背盟不受指責，反而是宋朝未能富國強兵去達成背盟的武力基礎，會被人
指責。
後續文章談及數據時也會證明背盟對於宋朝來說也是危及自身利益的舉措，唯一獲利的只
有"政權合法性"這點。但恰恰是這個經常被華人忽視的深藏於內的觀念，葬送了其他任何
基於利益的考量。合法性恰恰才是一個政權最昂貴的核心(也是民主政權最具備的天然優勢
)。
以後看到歷史小說不假思索地批判宋朝不去強化軍力以統一天下時，或許我們該思考的是
，宋朝憑什麼應該放棄自己的利益轉而去奪取天下?憑什麼背叛盟友？憑什麼背叛盟友不受
指責？該問的問題或許不是"宋朝是否應該富國強兵"，而是"宋朝是否應該聯及外部未知勢
力，打擊已知且有利於己的強大盟友"。
換句話說，許多民族主義學者和作者經常幹的事就是問錯誤的問題。他們沒有ask the
right question，而是在錯誤的假設上打轉。
回歸本書後續文章，接下來會探討的是澶淵之盟的新秩序本質，以及它與之前其他分裂時
代的核心不同之處：
「
在唐帝國之後的政治大分立中，中華世界有幾個國家在10世紀共存於一個事實上的西發里
亞式世界秩序之下。這個秩序在宋遼1005年的澶淵之盟相互承認其平等存在之後，被正式
和書面上合法化。與中華歷史上此前和此後的許多條約和聯盟不同，澶淵之盟是兩個平等
國家之間以永久性和平共處為目標而簽訂，被前所未有地遵守了超過一個世紀。中華世界
的各族人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有意識地也事實上背離了中華秩序傳統長達近3個世
紀。
」
「
遼、宋、夏是三個明顯不同的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三個各自獨立的秦漢式帝國政體
。它們在外部建立和維持了一個成文的合法化的西發里亞式國際關係，彼此之間雖然有著
不斷的戰爭、外交、貿易、結盟，但大都接受了平等共存的基本原則。它們的聯盟及其三
極國際關係，無論是其性質、範圍和壽命，都是整個中華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
相比於八百年前的三國時代，宋代三極國際關係有著質的不同，它是一個法理上的正式的
國際關係體系。不過，遼、宋、夏三個帝國的內部都是類似的秦漢政體，都是人治(rule
of man)的專制統治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制度。於是它們謹慎的外交政策，在國內都
缺乏制度化的理性判斷和穩定機制的可持續支撐。三國內部都有的、根深蒂固的中華秩序
觀念，也就注定了遼宋夏國際關係世界秩序的最終厄運。尤其是宋帝國，沒有能自覺地維
護它們所享有的新型國際政治，反而自以為是，為了一時收益而去破壞這個新秩序。
在12世紀初，這個國際關係因為『世界範圍』的力量之重新分布和地緣政治的變化，即金
帝國的崛起而首次崩潰。它在震盪後又設法恢復為一個新的金宋夏三極體系，依然是一個
類似於西發里亞的世界秩序。一個世紀後，該世界秩序因為同樣的地緣政治關係又一次崩
潰，再也未能在中華世界復甦。
」
澶淵之盟其實維持了遼宋之間超過百年的和平，但是還是被輕易地背棄，就只是為了統一
天下世界大同的理念────典型的極權主義思維，為了達成其理念，犧牲其他所有利益
都在所不惜，甚至是"為了永遠的和平而發動戰爭"，結果實際上的成果還不如維持條約本
身。
接下來會陸續開始談到具體數據：
「
在實踐中，澶淵之盟為宋帝國和遼帝國都贏得了長期的和平與繁榮，甚至傳統上飽受戰禍
的邊境地區也是如此。宋帝國還由此賺得了巨大的財政盈餘。對於崇拜天下世界帝國的人
來說，每年付給遼國30萬到50萬兩白銀，可能聽起來令人為宋帝國感到羞愧。然而這筆錢
只相當於宋國每年龐大軍費的0.5%至1%，或者宋國每年總財政預算的0.2%至0.7%，或者當
時打一場中型戰爭費用的1%至1.3%而已。
再者，宋國支付的歲幣的大多數，又被遼國用來購買宋國的出口物資，支持了宋朝經濟和
關稅收入。它還可以被看作是宋遼之間長年貿易不平衡的一個補償性支付案例。宋真宗實
際上已經準備接受10倍大的付款，認為那也是值得的。對於持久的和平及由此而劇減的軍
費來說，這其實是很合算的投資。
」
「
帝制時代最佳的統治與長期的和平安定，毫不意外地為宋人帶來了20世紀之前中華歷史上
最為繁榮的經濟。宋代的繁榮比中華歷史上任何其他盛世都長得多。澶淵體系下宋帝國的
人口在一個世紀裡增長了3倍，於1110年超過唐代人口數量，在歷史上首次超過1億人。北
宋覆亡後，版圖小很多的南宋人口在1200年又達到1億，形成中華歷史上規模空前的龐大漢
族人口。整個中華世界(宋、遼/金、夏、大理等)的總人口多達1億1千萬到1億2千萬，佔當
時人類總數的大約1/3。
宋帝國的首都開封和臨安，分別擁有過180萬和120萬居民，都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
都市。成千上萬的阿拉伯商人、日本留學生、東南亞商人和猶太定居者都曾永久性地居住
在宋帝國的首都和港口城市。
這個龐大的人口同時享有中華歷史上罕見的高生活水平。作為農耕社會的主要財富指標，
宋帝國的人均糧食年產量估計為728公斤，是從先秦到今天的整個中華歷史上的最高峰；
秦漢帝國時代人均糧食年產量估計為505公斤，隋唐帝國的一個短暫時期為725公斤，明代
降為591公斤，清代為360~390公斤，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只有400~500公斤。一位比較
經濟史研究將宋帝國稱為『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和貿易大國，而隨後的明清帝國則『轉
為內向，放棄了國際貿易和在經濟發展上的領先地位』。
雖然主要還是農業社會，宋帝國重商並且是中華歷史上唯一的鼓勵工商業的王朝。由此帶
來了高度發達的手工業和採礦業、繁榮的商貿，以及無與倫比的對外貿易。宋帝國的年財
稅收入(稅收)是19世紀末之前中華歷史上最高，而它的稅率卻是各個帝制政權裡最低的之
一。宋帝國年財政收入最多的一年可達到1億2600萬兩白銀，比版圖要大許多的明帝國的最
高年財政收入還要多10倍。即使是版圖大為減少的南宋(其版圖只有以前北宋的2/3)，其年
度財政收入還是要比明帝國多6倍。
更了不起的是，宋帝國龐大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工商業稅，而不是對農民日益加重的剝奪。
宋朝的工商稅穩步而驚人地增長，佔到其財政收入的35% ~ 70%，而傳統的農業稅和人頭稅
則大致保持不變，這標誌著大規模的非農業經濟的繁榮。只有到19世紀末，中華世界工商
稅收入才再次超過農業稅和人頭稅的收入。
英國學者關於世界經濟史的一個定量研究表明，在20世紀以前，中華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GDP)在2千多年裡基本上是停滯不變，只在宋代有增長：年增長率雖然只有很低的0.06%
，但是已經遠遠高於當時其它非歐洲地區經濟體的增長率。在西元1000年，首都開封一般
勞工的年均收入可以購買的糧食，按2009年的糧食價格折算，大約是3200美元，與2010年
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同。
在科學和技術領域，宋代的成就在中華歷史上是真正的無與倫比，英國漢學家李約瑟(
Joseph Needham)稱之為中華歷史上的科技黃金期。宋代有大量多產而有價值的科學家，法
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arnet)直接將宋代稱為中華科技復興時期。事實上，在20世紀
前中華世界的所謂『四大發明』，有兩樣(火藥和活字印刷)發生在宋代，而另一種(先秦時
代傳下來的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得到實際使用。宋代還有許多重要的發明和發現，包括世界
上第一個使用紙幣、石油、機械設備和對人體進行醫學解剖。
總體看來，宋代是中華科技發展的最高、也是最後的頂峰，因為整個中華世界到『西元13
世紀以後就基本不再有任何創新了』。如果考慮到整個中華世界裡其他國家同時也享受到
和平、繁榮和進步，則宋代的輝煌成就和燦爛紀錄，更加令人驚嘆不已。無論後世的中華
歷史學家們是如何不情願和不公平地紀載它們，這些國家都擁有明確的主權，穩定維持其
領土邊界和平等。貿易、外交、當然還有戰爭，將這個體系維持了幾代人的時間。長期積
累起來的中原知識與技術，被擴散到整個中華世界的各個角落；非漢族(非中華世界甚至
非亞洲)的技術與文化，也同時深深影響了中原。
」
今天暫時先轉載到這，後續還有其他更多數據比較，以及我個人這些年閱讀中國歷史小說
的特點觀察，就改天再打。
另外事先聲明，這邊我已經簡單地掠過了該書中關於隋唐和清朝的部分，後續寫到具體數
據變化時，提到隋唐或者清朝的部分若有不明之處，並非該書未講，而是我覺得跟我想要
探討的問題比較無關，而更近似於其它中華朝代中差劣統治體系的佐證。若有人想問，我
再根據該書回答，或者建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找這本書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