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不是你的錯 深入了解精神醫學與抗鬱方式
2020-02-12 12:21ép合新聞網 / 讀.書.人憂鬱症
書名：《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
作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19年9月27日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料顯示，憂鬱症將在2020年成為影響全球的三大疾病之一
，憂鬱症患者人數將上升到3.5億，將近每20人之中就有1人罹患憂鬱症！當世界各國人民
的物質生活普遍提升的情況下，為什麼人們的精神健康指標卻「直直落」呢？
本書《精神疾病製造商》作者英國學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一路從佛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R.D.連恩的反精神醫學主張，梳理到晚近的批判精神醫學與發展歷史，並同
時結合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分析，探討造成憂鬱的根源，尋找憂鬱的解方。
心理健康的危機已成為二十一世紀重要的「公共議題」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現
在全球有三點五億人受到憂鬱症的影響，到了二○二○年，它將成為失能的主要成因。
根據二○一四年歐盟國家的社區研究數據和統計，我們發現，在冰島、挪威和瑞士，十八
至六十五歲的成年人口中，有百分二十七在過去一年至少曾罹患過一種類型的心理疾病，
包括濫用藥物、思覺失調、憂鬱症、焦慮症和飲食失調等引起的問題，估計受影響人數有
八千三百萬人。 在英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在某一年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在我國，
心理健康問題成為最龐大的「負擔」——占全部疾病百分二十八，而癌症和心臟病各占百
分之十六。
然而，這種負擔完全不是平均分散在人群中。正如英國的心理健康基金會（Mental Healt
h Foundation）二○一七年的一份報告所顯示，如果你是窮人或低收入者，你有心理疾病
的機會便大得多：「人口學上最重要的差異與家戶收入和經濟活動有關。據報告，生活在
最低家戶收入水平（低於一千二百英鎊）的人，有近四分之三在一生中都有過心理健康問
題，相較之下，最高家戶收入水平（超過三千七百零一英鎊）者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對於失業的人來說，有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則更高：「據報告，目前失業者有絕大多數（百
分之八十五）經歷過心理健康問題，對比之下，有償就業者則是百分之六十六（全職工作
者是百分之六十一）、退休人士為百分之五十三。」
這一數字之所以特別高，很可能是自二○○八年的金融崩盤以來，政府不惜一切代價要令
失業者和失能者找到工作而令他們面臨巨大壓力，這種壓力透過殘酷刪減和終止救濟制度
而更為增強。在英格蘭的心理健康服務被刪減百分之八的時候，心理健康團隊收到的轉診
率則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一位重要的心理健康政策學者寫道：
財務問題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連結，對於在心理健康領域的工作者而言是眾所周知的。失業
、收入下降、無法應付的債務、住房問題和社會貧困，都會減低幸福感和韌性，並造成更
多的心理健康需求和酗酒問題、更高的自殺率、更大的社會隔離和更糟的身體健康。舉一
個例子，百分之四十五的負債者有心理健康問題，而沒有負債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有狀況
。此外，總體經濟衰退，不但影響一些成人的心理健康，也影響他們孩子的心理健康。大
量的研究證實，整體經濟衰退和失業對於自殺和自殺意念蔓延的比率有所影響。
在希臘，歐盟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二○○八年金融崩盤以來實施殘酷的緊縮政策（
「左翼激進聯盟」〔Syriza〕政權自二○一五年上台後繼續執行），某位主要的執行人還
稱其為「精神上的坐水凳」（mental water-boarding）。健康經濟學家斯塔勒克（David
Stuckler）在研究中提出緊縮政策對全球自殺率的影響，也就是因「經濟」導致的自殺
，「希臘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它曾經是歐洲最低自殺率的國家之一，但現在上升
幅度已超過百分之六十」。整體來說，在每一百至一千個憂鬱症新案例中，或是每十次的
自殺嘗試，都會有一次自殺成功（在不同國家數據會有差距）。斯塔勒克說：「在希臘，
調查顯示憂鬱症病例增加一倍；精神疾病的服務資源不勝負荷；慈善機構的求助熱線來電
大幅增加。」
政府砍福利、刪減衛生和社會服務，又聯合媒體宣傳，將失業者和失能者貶低為「社會的
寄生蟲」和「懶人」，都對這族群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損害，並導致仇恨犯罪（hate crime
）的增加。而過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戕害了就業者的心理健康。在二○一五至
二○一六年，壓力因素占了缺勤成因的百分之三十七，也占了所有因健康狀況不佳導致的
工作日損失的百分之四十五。 新自由主義計畫的重要元素就是工作強度增加，它是工作
壓力蔓延的原因。然而，工會領導層未能（儘管他們有很多機會）有效組織反抗新自由主
義的進攻，也是原因之一。在一個有關工作壓力議題的會議上，有位記者如此評論：
我聽得越多，就更加認為，個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已成為更廣闊的對峙戰場。（人們很容
易認為，勞資糾紛的第一線，已經從罷工糾察線轉移到個人額頭上的皺紋，即集體的不滿
已變成個人的心理交戰。在一九八○年代，每年平均因罷工損失七百二十一萬三千個工作
日；但到二○一○至二○一五年期間，這個數字下降至六十四萬七千個工作日。與此同時
，因壓力致病而失卻的工作日，卻從相反方向呈指數增長，包括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期
間，因職業壓力而損失的工作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從個人層面而不是更廣闊的勞動力
層面來看，壓力似乎取代了像不正義、不平等、挫折等較舊的概念。
實際上，很少人可以不受競爭的無情壓力所影響，到了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壓力
就變得更為強烈。根據上文引用的心理健康基金會報告，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受訪者自稱具
有「良好的心理健康」。
這是社會上兩個主要群體的問題。一方面，這對資產階級來說是個問題。正如英國馬克思
主義經濟學家哈曼（Chris Harman）所說：「資本家希望有心滿意足的工人而進行剝削，
其方式如農夫想要滿足的母牛一樣。」工人不快樂、壓力過大，生產力也較低。因此，近
年來全球「幸福產業」增長，並往往得到國家政府和大企業的支持，它們追蹤人口的「幸
福」水平，推動大眾以個人化方式來處理壓力（如「正向心理學」）。 然而，除了這些
倡議，政府也重複開出空頭支票，說要增加心理健康支出，但兩者都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
題。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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