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倬雲】
遼(金)和西夏,與宋代中國時戰時和。
我們必須瞭解,這兩個國家與宋國之間的關係,並不同於過去匈奴、突厥與中國。
他們並不志在侵入中國、取得土地,他們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
這些絲帛,大概也成為商品,被轉運到西方謀取利潤。
因此,宋代對北方敵國,並不常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
宋、遼之間還有南海香料的轉運,將南海諸島出產的各種香料,
經過遼國運往西方——遼國獲得的是中轉利潤。
日本和高麗那時沒有在東西貿易的舞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
他們和中國之間也有商品的來往。例如,宋國自己產銅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購買銅斤。
高麗也常常承擔日本和宋之間的中轉貿易。
至於宋和回鶻、吐蕃等之間的關係,河西和隴右具有重要的轉運作用。
宋國已經沒有可以養馬的地方,必須經過西方這條道路,以購買草原上的馬匹。
對宋而言,戰馬不夠,和平的貿易卻是雙方都可獲利。
從這些角度來看,我的討論角度就和單純的漢族民族主義、正統主義的傳統看法,
有相當的差異。
宋自居是中國正統,可是,眼看著四周的鄰邦都比自己強大,甚至人口僅有數百萬的西夏,
由於兵強馬壯,也不是宋能夠抵禦的。開國之時,宋太祖擔憂大將擁兵自重,
就像他自己一樣可以隨時取代皇位,於是杯酒釋兵權,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機。
宋國因此重文輕武,武備不振。如前文已說,宋的周邊,
能夠養馬的地方都已經屬於契丹或西夏,那個時代,沒有馬匹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力。
雖然自居為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
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
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衛的主動能力,
這是宋國開國以來就必須面對的兩難之局。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脫開這魔咒。
若論文化的高下,遼國和西夏都相當程度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
在生活方式上雖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只是飲茶;
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藝,從考古的資料看,
這兩個北方的胡人國家持有的水準並不低於中國,無論是瓷器、冶金、編織、建築等,
都達到了與當時宋國同樣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鋼劍鋒利無比,東方稱最。
兩個北方國家的醫術和算術,由於接受唐代已經綜合的東、西傳統,而且頗已普及民間,
其水準也不下於宋人。遼國和西夏的知識份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國傳統的典籍。
從他們的著作看,水準也不低下。遼與西夏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書寫文字,
借用漢字部首來書寫拼音文字。遼文(契丹文)還有大字、小字兩種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國的都市化比北方國家高出一籌。
畢竟,北方兩個國家還是一半以牧養為生,一半才是農耕和城居;
而宋國完全是精耕農業,配合市場經濟和區間貿易,構成一個綿密的商品經濟的交換網路。
政治制度方面,遼國的政府結構是二元的——契丹人的貴族和其他歸附契丹的遊牧族群,
佔有偏北的牧地;本來屬於中國的偏南地區,漢人卻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里,
以農業和商業謀生。因此,遼國的統治體制分為南北兩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漢人。
而且,有些漢人居住的城鎮被劃為某些貴族的領地——例如,皇后、王子、
皇親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養他們的日常生活。國家是一個戰鬥體,
胡人是服兵役的主體,漢人不過是附屬的差役——在軍中,胡、漢地位完全不同。
如此安排的兩級制,當然引起北方地區漢人極度的不安與不滿。
偏近南北邊界的一些漢人組織為地方性的武力,據地自保。
他們有些是民間自衛組織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邊防部隊的延續。
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佔領北方時,還有若干地方軍閥以「漢軍元帥」的身分存在,
保持半獨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於遼國,國小人少,正因為如此,居於統治地位的胡人,和他們國內的漢人居民,
其社會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內部族群的不平等,較之遼國情形更為嚴重。
如此族群分歧,終於孕育了北方漢人的族群意識。
北方的漢人發展了族群意識,宋人立國的尷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漢之間的差別。
大唐開闊的胸襟,本來是遠悅近來、來者不拒。
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漢之間並沒有嚴重的階級差別。
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
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這些外來的信仰和思想,
在唐代可以相當自由地混合、重組,構成新的體系。
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華化,東土佛教實際上已經不同於印度的原始佛教,
也不同於南傳和中亞的佛教。
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長期混亂,各種胡人以中原為戰場,奪取中國的子女、金帛。
喪亂屈辱之餘,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
韓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後提出對中國文化的反省。
從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廣並沒有出現出色的成績。
韓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傳承,將儒家的終極關懷之處,
歸結為一個"道"字,其內容則是儒家的仁、義、禮、智。
站在儒家的立場,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
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
宋學一脈,代替了漢代以下的儒學傳統。
宋學的起始,在初期也是從宇宙論和知識論下手,其中採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
但在北宋理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卻是逐漸走向"內聖"修己的方向,
不太注意"外王"濟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論和知識論。
北宋理學派別眾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們之間,相容、綜合的工作反而不多。
經過靖康之變,國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學者痛定思痛,開始注意到人間的秩序。
朱子之學,特別注意人間的倫理,將一切人事都放在倫常的規範之內。
朱子在世時,朱學並沒有成為顯學,可是跟著時代的需要,朱學很快就成為儒家的正統。
兩宋學者組織的儒學,可以說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
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
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可是從此失去彈性。
儒家經過兩宋的錘鍊,使中國文化思想成分,有一個明顯而可以遵循的模式;
可是,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
儒家思想的宋學化,既有其時代的需要,也有其長久的影響。
是功是過,將是我們不斷辯論的課題。
與儒學發展相並行的,則是宋代儒生的社會地位。如前所述,宋開國以來,
壓低過去武人的社會地位,重文輕武,政府中的職位全由文人擔任。
開國以後不久,這些文職人員,大多科舉出身。
唐代的科舉制度鬆懈,關說、援引乃是常事,其實並不認真考核舉子的學問和能力。
宋代的科舉制度則是非常嚴密的規劃,不僅確定了如何考核舉子對經典的理解,
也有許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們習慣於台灣的大學聯考和大陸的高考,
都會理解在這種考試制度下,記誦而不是發揮,才容易取得高分。
一代又一代,經過考試的磨鍊,學生們往往失去了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宋代科舉出身,在政府中有相當的保障,一登龍門,名利雙收,
對於儒生當然有極大的吸引力。
這種方式,經過幾代的發展,就會孕育出一個讀書人的社群,在社會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試的知識範圍需要根據當時官方認定的理論來確定,
參加考試的舉子們當然也就受這一套理論的薰染,難以有自己的意見。
北宋王安石變法,對於儒家經學有一定的解釋,只要"新政"存在,
這一套官訂的學問就約束了一代的思想。
王安石"新學"的權威並沒有維持很久。
但是,儒學本身的權威,卻從此成為中國思想不可撼動的力量。
自漢代董仲舒以後,曾經有想將儒學定於一尊的願望,但這一個願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
對於中國文化的整體而言,這一個結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寧是災害大於貢獻。
儒生社會地位的穩固,其齊家治國的理想相當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
宋以後的家族不同於漢代的豪族,也不同於唐代的大族,
那些都是由一個核心家庭領導很多附屬的人口所構成的社群共同體,
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緣的組織,也許不過三五代的直接親屬,
這些數十口到將近一百人的親緣族群,構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體。
宋代開始,親緣團體擁有族產,作為照顧親人的具體福利,例如義學、養老,等等。
讀書人成為一個社會群體,又能以親緣脈絡延續其地位,
遂形成士據"四民"之首的優越地位。
在每個縣級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號稱耕讀傳家,
若干家族即可結合成為地方上的主要穩定力量,他們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見的利益集團。
這種變化,確定了中古以後中國社會的基本模式,以至於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史研究上,所謂唐宋轉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這一重大的轉變是多方面、各種條件的互動,是經過五代以後長期的演變才完成的,
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國的格局。
回顧過去,「漢人」的確定性,在天下國家體系內並不顯著。
在宋代,四周同時存在幾個政權體制,雖然和典型的列國體制並不完全相同,
終究還是有了爾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國本部之內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謂"漢人"。
"中國"也在列國之中,被界定為一個以漢人、儒家為主的,
配合佛、道來作為其本身文化的地區。
若與東亞以外其他地區發展對比,歐洲的天主教會在這個時代凌駕於列國體制之上,
伊斯蘭文化地區雖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領域之內以教領政,
也是有一個普世性的政治系統。中國的發展,與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有其類似處,
即儒家的普世價值性可以超越"中國",
可是"中國"終於失去了"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
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
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
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
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
儒生是寄託在政權的體制內,朝代可以改變,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
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
這是中國歷史的弔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
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
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
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
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