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就業不足或工資不足：年輕工作者的真實現狀
Posted 5 May 2018 at 6:39 am
用谷歌搜索一下術語“千禧一代是…”，首先出現的幾個搜索之一是“千禧一代是懶惰的”。
但最新的就業數據顯示，情況可能恰恰相反，許多人都在與剝削和缺少機遇做著鬥爭。
目前澳大利亞的青年失業率為12.5%，遠高於全國5.6%的平均水平。據慈善機構聖勞倫斯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t Lawrence ）2017年的就業數據分析顯示，如果加上就業不足，大約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亞青年要么沒有工作，要么沒有得到他們希望的工作時長。
失業
19歲的萊沙·特·帕（Iesha Te Paa）正在尋找工作。
她在布里斯班接受汽車學徒培訓。
“在過去六個月左右，我已經最少申請了一百多份，” 她告訴《七點半》（7.30）時事節目。
那麼實際的就有機會呢？
“兩個，” 她笑著說。
在她的第一份汽車修理廠工作中，萊沙的試用期持續了八個月，並且一直在延長，直到她突然被解僱。
“他們不想簽你當學徒，他們也不想支付更多的費用，因為他們必須要幫助學徒項目，” 萊沙告訴《七點半》節目。
學徒工作傳統上一直是年輕人學習一技之長的沃土，但如今，萊沙表示一些雇主正在利用這個項目。
“我看到的很多情況是，一旦你被錄用了，通常是在職業技術與繼續教育（TAFE）學院之前，他們就會解僱你，或者繼續延長你的試用期。”
“現在這在業內真的、真的很普遍。”
萊沙每週工作50至60小時，每小時只得到10澳元。
她說，與年輕的男員工不同，她很少得到機會了解這一行的任何知識。
“我總是試圖溜到引擎蓋下或起重機下，與一名機械師待在一起，但他們總是對我大喊大叫或者讓我開始做清潔工作，” 她說。
“我不想扯上性別的標籤，但他們很不友好，他們也會騷擾我。”
凱利亞·菲茲帕特里克（Keelia Fitzpatrick）是墨爾本青年工作者中心（Melbourne’s Young Wokders’ Centre）的協調人員。
她幫助年輕人獲得工作權利，她的工作每天都越來越忙。
“在某些領域，我們知道有些崗位對學徒的需求越來越多，但學徒期的質量卻存在疑問，” 她告訴《七點半》節目。
“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有50%的年輕人開始了學徒但卻沒有完成，與之相較的是經合組織的平均比例為70%。”
萊沙正在遙遠的伊普斯維奇（Ipswich）和圖伍姆巴（Toowoomba）尋找汽車修理廠的工作。
“[我]真的努力重新投入其中，沒什麼能夠阻擋我這熱情的事情，” 她說。
就業不足
威廉·耶茨（William Yates）今年24歲，他希望在劇院和其他會場從事技術管理和聲光設計工作。
他獲得音樂學位以後，已經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了三年，但他最近才開始獲得報酬。
他現在的工作並不穩定。
“我目前在兩個會場工作，我是自由職業者，” 他告訴《七點半》節目。
“過去12個月裡，我為四、五家不同的公司工作。”
任何一周，他都可能在多個地方工作。
“我可能平均每週會有一個小時的有償工作，” 威廉說。
“如果你看一個月的平均數，我也許有七個小時。每個月有7-12小時[有償工作]。”
“現在我希望每週工作10-20小時。”
威廉只能勉強過活。
“澳大利亞社會福利署（Centrelink）有所幫助，”他承認。
“我有一些儲蓄，但不多。”
“有自由職業的臨時工作的時候，我會盡量地抓住它，以維持生活。”
和很多打零時工的人一樣，威廉經常搜索臉書群來尋找工作。
“當一份工作在臉書上出現時，你必須很快做出反應，因為所有好工作都會很快被選走。”
“這相當困難，但由於我獲得的工作越來越多，我的聯繫也越來越多，更多的聯繫就意味著今後更多的工作。”
工資過低？
現在是澳新軍團日（ANZAC Day）的早上6點半，吉姆·齊布納爾（Kim Chibnall）正前往墨爾本內城區里奇蒙德里奇蒙德（Richmond）的達奇伍德（Touchwood）咖啡館工作。
“2017年1月我開始在達奇伍德工作，做服務員，” 她告訴《七點半》節目。
“這包括上菜、為顧客訂餐、上咖啡，收銀之類的事情。”
吉姆認為在公共假日工作，她每小時的收入應該超過45澳元。
但她一小時連20澳元都賺不到。
“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每小時工資是17.7澳元，” 她說。
“後來我的工資漲過兩次，漲到每小時18.5澳元，最近漲到了19.5澳元。”
“但這個時薪與我工作的日期和時間無關。無論公共假日、週末，還是工作日。”
最低工資標準很複雜，而且根據年齡、地點和責任而異。
作為一名臨時工，吉姆相信平常應該獲得每小時23.5澳元的報酬。
每週工作約30個小時，這意味著她在過去一年每周可能損失了150澳元。
吉姆說工資支付不足是餐飲業的常態。
“我真的沒見過任何在餐飲業工作的人能拿到最低工資標准或加班、晚間、週末上班費的，” 她說。
“我認為沒得到適當報酬比得到適當的報酬更為常見。”
吉姆·齊布納爾的雇主達奇伍德咖啡館拒絕接受《七點半》節目的採訪。
他們在一條短信中說，這是吉姆第一次提出她認為自己的工資過低。
他們說他們尊重自己的員工，並會用公平和正確的方式尋求建議，以解決問題。
凱利亞·菲茲帕特里克（Keelia Fitzpatrick）說工資支付過低對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大問題。
“工資盜竊是我們看到的影響年輕職員的頭號問題，” 她說。
“這在餐飲業、零售業和一些建築領域確實變得相當正常。”
“支付最低工資或遵守最低行業工資標準已經成為雇主們需要或不需要遵循的一種選擇，這已成為常態。”
“雇主們看著別人這麼做，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
而罰款或其他處罰的可能性似乎並不是一種威懾。
“《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存在一定的處罰措施，但它們沒能得到執行，” 菲茲帕特里克女士說。
“公平工作委員會（Fair Work Ombudsman）是負責調查違反《公平工作法》的全國機構，去年僅向法院提交了55起案件。”
“工資盜竊已達到危機點”
澳大利亞小生意理事會（Council of Small Business Australia）的首席執行官彼得·斯特朗（Peter Strong）表示，公平工作委員會需要獲得更好的資源，以便在雇主做錯事情的時候採取行動。
他相信大多數雇主都在做著正確的事情，而那些做著錯誤事情的雇主應該面對後果。
“我們做的事情不是為他們辯護，” 他告訴《七點半》節目。
“我認為，大多數找到工作的年輕人都獲得了良好的待遇並得到了適當的報酬，而那些未得到[適當工作待遇的]年輕人應當給公平工作委員會打電話。”
斯特朗先生還說，需要建立一個更簡單的製度，這樣雇主和員工都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權利和責任。
吉姆·齊布納爾現在已經辭去了工作，她決定繼續向自己的前雇主追回她認為所欠的報酬。
凱利亞·菲茲帕特里克說，吉姆是少數幾個敢於挑戰涉嫌工資支付不足的年輕人之一。
“我們知道五分之一的年輕人沒有拿到最低工資，” 她說。
“澳大利亞的工資盜竊已經達到了危機點。”
“我們需要法律去改變我們的工作場所，年輕人不再像垃圾一樣被對待。”
http://www.abc.net.au/chinese/2018-05-05/young-worker-reality/9723904